對話王立彬：反抗舉國體制15載無法回國 不崇拜喬丹

中國籃球留洋第一人王立彬

“85年左右吧，一美國朋友問我，想不想去美國打球。”王立彬“叭叭”抽兩口煙斗說，“想啊，怎么不想，就是不敢。”

那可是世界籃球的黃金時代，在NBA里玩著的是喬丹、巴克利——王立彬1963年的同齡人，他們的帥照后來就貼滿了中國少年的臥室。“不敢”的理由也足夠嚇人，投敵叛國——1982年網球選手胡娜在美國滯留不歸，最后就成了國人心中的“叛徒”。

“我就琢磨這家伙是不是想策反？不會是間諜吧？”王立彬緊張得連酒杯都沒敢再碰一下。當年他風頭正勁，身高兩米零一，身手靈活能里能外，是中國男籃的頂梁柱，“亞洲第一中鋒”。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還被選為中國重返奧運第一任旗手。

毫不意外，美國經理人的邀請被拒絕了，雖然只有22歲，但“敵我斗爭”那根弦繃得夠緊。

“覺得遺憾嗎？以你的實力，恐怕就沒姚明什么事兒了。”

“此一時彼一時，”王立彬對政治環境的限制想得很明白，“當時沒那格局，體制沒開放，根本不敢想。”

僅僅是3年之后，1989年，王立彬受夠了男籃的人事爭斗，憤而出走。聽他回憶在領導面前放話“不讓出去就魚死網破”，覺得夠爺們兒，他卻坦白承認，也是奔錢去的。形格勢禁下的無奈之選，竟使他成了中國職業運動員留洋第一人，在日本、臺灣獨自闖蕩了15年之久。

看世界

體育本來離政治十分遙遠，但在空氣緊繃的荒唐時候，反而因為“政治意味不濃”成了政治的觸角，比如“乒乓外交”，吊詭。所以運動員好比春江里的鴨子，往往最先體會到政治風向的變化。也許，還要因此改變了命運。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第二年的莫斯科奧運會西方國家壓根兒沒打算去。意外的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的中國也抵制了一回，這成了紅色中國向西方陣營靠攏的標志事件，也是中國體育史的分水嶺。一批男籃老隊員眼看熬不到84年奧運會，提前退役，年僅17歲的王立彬得以入選國家隊，填補空檔。

13歲進入陜西省青年隊以后，王立彬的步子就比同齡人快出四五年，對手是身體更強壯、技術更成熟的老隊員，“要存活下來跟大人競爭，就得想個招兒把他們給算計了”。王立彬練就的球風“像三四十歲的老皮油狗”，一位籃壇名宿把他的出現看作驚喜，以前的球員身高過了兩米就行動緩慢，超過兩米一簡直就彎不下腰了。靠著靈活刁鉆的路數，他很快在國家隊確立了地位。

進國家隊最大的福利要數出國打比賽。80年代以前，亞洲籃壇是日韓菲律賓的天下：韓國人快靈準，日本人是武士道、往死了拼，菲律賓跟美國一個路數，哎，玩兒點花樣。中國隊以前跟蘇聯東歐打，摸不清亞洲球隊的風格，后來就“重型坦克”，很快把他們給滅了。所以王立彬印象深的不是這個，他說起走出海關時的新鮮勁兒，雙手開始比劃，“還吃早茶呢，這么大一小碗。”

王立彬打球那會兒，當然也還是舉國體育的大帽子，只不過下面是更老舊的體工隊模式，進入陜西青年隊相當于成為國家干部，每月18塊5毛錢的固定工資，大概是普通職工一半，漲工資靠資歷，一級級往上爬，最高也不到40塊。但籃球隊伙食好，每天一塊五的標準，發一身運動服，“那就覺得挺幸福了。”

好在1980年代開封解凍，商業邏輯慢慢滲透，各省、各軍區代表隊打常規比賽的時候，都愿意早到幾天，打場表演賽，也叫“紅包賽”，打完了球員大包小包拎點東西回去，不外乎熱水瓶、暖壺什么的。王立彬到青海一趟，背回10條毛毯，值七八百塊，已經很不錯了。

出國一看，不一樣了。有次到美國，全隊被領進自助餐廳，吃的喝的，還有水果。王立彬和隊友以為，老美跟咱一樣，招待外人就把好東西全給擺上，后來發現普通老百姓也能這么吃。“回到國內不敢跟領導說，但是心里都在想，人家不是一臉菜色啊，反倒是咱自己……”

因為被當做作治的觸角，運動員也就成了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一群。當年出去的男籃隊員，都愛搞個小隨身聽，聽點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連黃色錄像帶最早也是運動員給弄的。

NBA總裁斯特恩是個賊精，很早就給央視寄免費的比賽錄像，85年還把中國男籃編入NBA打季前賽。喬丹在大學的時候跟中國隊員交過手，沒覺得怎么樣，人家到職業聯賽打了兩年，“已經變得你連屁都摸不著了，說過你左邊堅決過你左邊。”

“當時怎么解釋這么大的差距？聯賽體制？”我問道。

“沒有，探討過人種和身體素質問題。”

“經過這種摧殘，大家都說，哎呀，咱別打籃球了，回家吧。”說是這么說，實際上，王立彬時代是中國男籃的鼎盛時期，86年世界男籃錦標賽第九名，歷史第二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