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漢城：戲曲千年活力的現代標識

　　郭漢城先生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郭漢城先生與婺劇名家鄭蘭香合影

　　  104歲的郭漢城先生安詳地離開了我們。壽高德大的仁厚長者已然化作永恒的記憶，成為指引一代代戲曲人學術和藝術工作的精神標的。正如先生在2015年所作的《百歲辭》中所說：“清清小河水，潺湲日夜流。東西南北路，春夏秋冬求。”他終身堅守在戲曲研究領域，生命如堅韌不竭的清流，不逐浮華，不慕名利，滋養著戲曲不斷擴容的藝脈，維護著戲曲不斷延展的航程。

　　  中國戲曲千年發展歷史上有一個優秀的傳統，即理論與實踐始終相伴，理論與實踐彼此推進。戲曲在宋元以降趨于成熟，隨之而產生相對完善的理論，在戲曲的聲韻、格律、音樂、文學、演唱、表演、演員、觀眾、歷史、民俗等領域，不斷進行著錄總結和學術升華。藝術實踐與理論研究相輔相成，逐漸形成完備的古典戲曲藝術體系和精深的古典戲曲理論體系。隨著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以王國維先生開辟現代戲曲史學為發端，大量戲曲學者在百余年間通過學術與文化的多元建構，共同締造出獨立而結構謹嚴的中國戲曲學。在戲曲學術建設推進過程中，百余年間的現代戲曲實踐有效地拓展著戲曲的古典體系，也別出機杼地形成了戲曲的現代體系。郭漢城先生和他所追隨的張庚先生，便是這個體系的重要奠基者。

　　  田漢先生在1957年《戲曲研究》創刊號上強調，要將戲曲作為“科學的研究”，確立“向遺產學習、向舞臺學習、向藝人學習”的研究方向，這成為戲曲學術發展的新空間。刊物所在的中國戲曲研究院以及其之后成立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即秉持這個方向，將戲曲研究視角轉向活態的戲曲、舞臺的戲曲以及由人的創造所傳承的戲曲，并且致力于“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戲曲發展理想。這一轉向改變了數百年來文化精英從旁觀照戲曲的理論思路，從戲曲藝術本體進行自身的規律建設；當然也改變了中國戲曲“學院化”的研究趨向，從“實踐性”的立場，將既往的研究成果和對當下的學術觀照，融匯到戲曲發展的實際工作中，做到了案頭與場上、理論與實際的兼善兼美。這一轉變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基于戲曲改革和戲曲建設而進行的學術拓展。張庚先生和郭漢城先生因應著時代的需要，通過共同主編《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以及組織推進《中國戲曲志》《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等里程碑式的學術工程，構建起相對完備的中國現代戲曲理論體系、現代戲曲學科體系，實踐著自身秉持的文化理想，實現著對于中國戲曲有序傳承和有效發展的遠景規劃，同時培養出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曲學術團隊，也培養出了文化系統中的戲曲研究力量，在七十年間焚膏繼晷，薪火不絕，星火燎原。

　　  郭漢城先生在現代戲曲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建設中承擔了重要的組織協調工作，他的學術功勛是在中國戲曲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形成的，也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學術團隊共同推進理論體系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郭老的學術成果延續并呼應著張庚先生在《話劇民族化與舊劇現代化》中所標舉的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現代化”主張，尤其是他在《現代化與戲曲化》一文中提出戲曲現代化“就是要使戲曲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表現時代生活，反映時代精神，無論歷史題材還是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都要符合今天人民的思想感情、美學觀點，歸根到底，是要戲曲藝術更好地為今天的人民服務”，特別強調“戲曲現代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環，是要使戲曲這種古老藝術能夠表現現代生活”，這一定位側重的正是包括現代戲創作在內的現代戲曲建設中的難點困境。他以時代性和人民性的立場，概括了張庚先生以及同代戲曲人致力于現代戲曲建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共識。

　　  同時，他更加冷靜理性地面對“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戲曲（包括內容和形式）？如何被他們接受？”之類的問題，提出“尊重藝術本身的規律，要從長期的探索實踐中去逐漸認識和掌握規律”，并且指出戲曲現代化“不僅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也是一個集體性的任務”，需要“藝術創作者、行政管理工作者、戲曲理論研究工作者、舞臺技術工作者的協同一致、通力合作”。在這篇文章中，他立足于戲曲改革向戲曲建設的轉型變化，更加明確地標識出“戲曲化”在現代戲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以生活與藝術、人民與藝術的辯證關系，強調“生活的變動推動著戲曲的變化，是戲曲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廣泛的群眾性，是中國戲曲人民性的最深遠的根源，也是中國戲曲仍能與今天人民相通的歷史紐帶”，指出戲曲現代化要豐富、發展劇種特色，要實現“統一步調”的集體創造，要堅持“三并舉”的劇目方針。

　　  《現代化與戲曲化》中的上述觀點，以及郭老針對戲曲政策和劇目創作進行的諸多理論成果，延續了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戲曲發展立場，也回應了八十年代初出現的戲曲實踐困惑，并且對今天的戲曲工作更具指導價值。應該說，張庚、郭漢城二位先生面對戲曲生存發展所堅持的“民族化”“現代化”“戲曲化”三個學術坐標，正是他們帶領幾代戲曲研究團隊把握戲曲理論體系建設時的三個基本立場。中國戲曲理論體系建設由此成為民族化的、現代化的、維護并拓展了戲曲藝術遺產的活態化的理論體系。郭老有句名言：“我正式參加戲曲工作，已經六十多年，六十年中我只說了兩句話，前三十年我說：戲曲好，今天說，明天說，后天還說；后三十年我說：戲曲不會亡，今天說，明天說，后天還說。”這種反復講述的“戲曲好”和“戲曲不會亡”，正代表著他對戲曲民族化發展道路的堅定立場。

　　  郭老的戲曲理論與他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初心密切相關。先生自幼深受民間戲曲和傳統文化的熏陶，在抗日戰爭爆發后輾轉南北，最后在陜北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信仰，他歷經教學、行政工作，同時創作詩詞、戲曲，在新文藝工作和舊戲觀念沖突實踐中，最后被傳統戲曲文化所折服，用一生的努力，在黨領導的戲曲事業中探索傳統持續發展的規律。先生投身戲曲工作之前，用近四十年的生命尋找并掌握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戲曲規律，這讓他在之后六十多年的戲曲理論工作中，和張庚先生一起，帶領中國戲曲穩健地探索著持續發展的道路。郭老百歲生命融入了中國戲曲千年藝術命脈，也讓現代戲曲以鮮明的理論形態拓展著中國戲曲的千年文化命脈。

　　  （作者：王馗，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戲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