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國“邊腐邊升”23年　超長“潛伏期”如何煉成？

 黃興國從建筑工地上的一個小包工頭，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時間。這樣的奮斗史，絕對“勵志”。

時隔數月之后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黃興國身著深色夾克衫，勃頸處露出白色襯衣的衣領，頭發花白，依舊戴著那副黑框眼鏡，面帶一絲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鏡的“大老虎”，雖是一只舊虎，卻具備足夠的樣本意義。從建筑工地上的一個小包工頭，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時間。這樣的奮斗史，絕對勵志。

可從擔任臺州地委書記開始，他就開始伸手撈錢，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帶走調查才劃上休止符，貪腐的“潛伏期”居然長達23年。

“潛伏期”長只是“馬甲”厲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書記、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長黃興國受賄一案。他被指控受賄超過4000萬元，當庭認罪悔罪。

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黃興國利用擔任中共浙江省臺州地委書記、臺州市委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副省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長、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取得項目用地、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者通過特定關系人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003萬余元，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黃興國落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窩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長尹海林, 城投集團董事長馬白玉等多名官員落馬。外界普遍認為, 黃興國主政天津期間, 染指了當地建設項目。

“身段柔軟”的黃興國其實早有貪腐風聲傳出。早在寧波任職時，就傳出黃興國參與寧波大劇院腐敗窩案，但案發時他已調任天津，僥幸過關。不過此次檢方起訴書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驚訝，他的腐敗“潛伏期”達到了驚人的23年！

腐敗的“潛伏期”是指“首次腐敗行為的發生到腐敗行為被發現之間的時間段。”

筆者印象中，“潛伏期”最長的當屬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長達25年，1986年至2011年，劉志軍利用職務便利大肆受賄。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的“潛伏期”很長。奚曉明案開庭時，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曉明利用擔任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副庭長、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副院長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案件處理、公司上市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家人非法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4596934億元。”

這也說明，從書記員到副部級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潛伏”。有領導直斥，奚曉明“作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卻同個別違法律師、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結,收受巨額賄賂,是司法界的恥辱。”

像這樣的超長“潛伏者”不在少數。一個貪官“成功”潛伏十年、二十年不被發現，我們說他精于偽裝、“馬甲”厲害；一批貪官能夠潛伏十年、二十年不被發現，就必須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網“開”一面。貪官“潛伏期”的長度與反腐機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絕“帶病提拔”需制度創新

按照一些學者的分析，改革開放以來高級官員腐敗呈現出“潛伏期長、邊腐邊升”的趨勢，嚴重腐敗犯罪的平均潛伏期呈持續上升趨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顯示，1983到1997年間，平均腐敗潛伏期為2到3年。從1998年開始，平均腐敗潛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敗潛伏期達到了10.1年。這是針對100多個嚴重腐敗案件研究的結論。

另外一份針對54位省部級一把手腐敗案件的分析報告中，省部級一把手的腐敗“潛伏期”卻越來越短。改革開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開放發展時期不足8 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是3 年，平均為7.78 年。這說明隨著中央反腐敗力度加大，省部級一把手腐敗高發的態勢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潛伏期”變長，反襯出我們的預防和查處官員腐敗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當下反腐敗工作所面臨的嚴峻現實。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頭審視一些官員的貪腐歷程時，常常有“邊腐邊升”、“帶病提拔”的情況。

統計發現，在所有犯案人員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敗行為之后，到案發之前這段時間內仍然有職位上的晉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

例如，劉志軍是腐敗時間最長的，自1986年任鄭州鐵路局武漢鐵路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第一次受賄，直到2011 年12月在鐵道部部長案發的25年間，非法收受財物6460 余萬元，從處級干部連續帶病提拔四級。

據分析，貪官“潛伏期”提拔分為兩種，一種是隱藏得較深，未被發現，從而仕途繼續平步青云；

另一種情況則是貪腐情況已經有所暴露，但卻由于種種原因被忽視。

無論是何種情況，問題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監督、選拔機制存在的紕漏。

雖然“潛伏期”提拔只占升職官員中的少數，但對執政黨的傷害極大，影響極壞。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曾針對此類問題專門撰文指出，

“有些地方和部門在對黨員隊伍和黨的干部隊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問題，導致不良傾向得不到及時糾正，小毛病演變成大問題，小事情釀成大事件，損害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并要求組織部門，“加強對干部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帶病提拔’。”

廉政專家表示，解決上述難題，

一方面要防微杜漸，加強理想教育，強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意識;

另一方面，則需要鏟除權力尋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監督、選拔機制。

其中的關鍵核心，是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對“一把手”的規范和監督問題，有效推進民主政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