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發表聲明：

近期網絡流傳不實信息，稱我所畢業生黃燕玲是所謂的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人”。經查證，我所鄭重聲明如下：黃燕玲同學于2015年在我所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在學期間的研究內容為噬菌體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廣譜性，畢業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過武漢，未曾被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身體健康。

值此抗疫關鍵時刻，相關謠言極大干擾了我所的科研攻關工作。我們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衷心感謝社會各界對我所的關心、支持和幫助！

謠言已破，問題不止。究竟什么是“零號病人”？“零號病人”為什么重要？又該上哪去找“零號病人”呢？

“零號病人”是一個通俗說法，在流行病調查中，又被叫做“首發病例”“標識病例”。但這個攜帶了病毒的人不一定會發病。因此還有“一號病人”的說法，標記的是第一個出現癥狀的病人。

有媒體報道稱，通過“零號病人”的細致調查，能夠鎖定傳染源，是否接觸了什么動物？鎖定傳播方式，與動物是如何接觸的？了解流行病史，了解到病毒在人體的潛伏期有多長？對血清、疫苗等抑制或治愈性藥物的研發起到重要作用。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攝

對此，專家建議，應盡快組織各單位到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做系統采樣和檢測。

“看到底哪些攤位和病毒有關，再去查這些攤位的進貨來源、貨物去了哪些餐館、這些餐館有哪些人來。如果相關的人都找到，有可能把‘零號病人’找出來。”曹務春強調。

“科研、疾控、臨床、動物保護等部門要聯合起來。”曹務春表示，單靠某一個單位，想把病毒源頭搞清楚非常困難。

從艾滋病到埃博拉，再到SARS，關于“零號病人”的誤會一直存在。

1984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首次提出了“零號病人”的概念。當時美國疾控中心認為經常在空中飛行的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務員蓋特恩·杜加斯是艾滋病從非洲傳入北美洲的零號感染源。

該案例被收錄到一名新聞記者出版的書籍《世紀的哭泣》里。該書的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會的行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侶。在報紙的頭版頭條里，杜加斯還成為了“那個把艾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

一個流行病學上的術語，在人們的誤傳和偏見中成為了受盡指責的標簽。

2003年，首例SARS患者的報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館做廚師的36歲河源人黃某，他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現了病癥。治愈出院后，通過新聞報道，他才知道自己原來是那個“首例”。這個“第一”，給他帶來了各種壓力，他換了五六張電話卡，上街的時候會戴上帽子，這種狀態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個逃犯。實際上黃某并非“零號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經出現。

尋找“零號病人”的過程是針對病毒而非針對人，在尊重科學規律的前提下，事實才會慢慢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