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蔣介石為何定都南京

　　                              

                             定都之爭

　　

　　隨著南京的光復，中國新的政治中心設在何處，在革命黨人內部達成初步共識。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由武漢、上海齊聚南京，29日召開代表會議，籌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革命派經過短暫的爭執，達成一致，南京成為臨時政治中心。

 

 

　　當時中國的政治格局形成南北對峙的兩個中心：清王朝身處北京，革命黨人立于南京。孫中山曾允諾，只要袁世凱擁護共和，促使末代皇帝遜位，自己愿讓出總統一職。至于都城，他認為南京和北京都可以，但更傾向于南京。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孫中山在提出辭職的同時約法三章，其中有兩條與定都南京有關：一是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二是新總統在南京就職。孫中山就想把袁世凱置于南方革命黨人的監控之下。此外，當時日本方面對孫中山的影響不容回避。日本朝野多主張中國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其出發點是否暗藏玄機，想借中國政治中心南移、對北方鞭長莫及，以利日本謀劃擴張則不得而知了。

 

    但在參議院有關定都的表決中，竟有20票投給了北京，南京只獲得區區5票，還有2票為武昌，1票為天津。這樣的結果令人意想不到。關鍵時刻，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一再堅持，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復議時才最終確定南京為首都。

　　袁世凱是從北方起家，一旦離開經營多年的老巢落戶南方，猶如虎落平陽。至于北方的軍人集團，也不愿將中國的政治中心南移，他們不僅在生理上，更有一種心理上的水土不服。隨著袁世凱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形勢急轉直下，袁世凱及北洋勢力雄厚，革命黨人力所不及，參議院只能屈從強權，于4月2日開會決定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

　　袁世凱選擇北京，代表了當時地方的意愿：一則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為都城，繼續以此為政治中心，當有承繼之意；二則南京歷史上都為短命王朝，從政治風水的角度而觀也不適宜；而在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圖謀東北的危局下，維持北京的地位，對制約日本、抑制復辟勢力有著一定的作用。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持續到1927年時已是朽木難支，大廈將傾，國民黨人強勢出擊，于當年發動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權的北伐。未雨綢繆，確立新的政治中心便被再次提到日程上來。

　　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最初也贊成將首都設在武漢，隨后便一改初衷，原因有二：一是唐生智歸順國民政府后，基本控制了兩湖地區，在他的地盤上，顯然影響到蔣氏個人權威的發揮；二是北伐前，廣州地區嚴重“赤化”，兩湖地區民眾運動基礎較弱，遷都武漢，可以限制國民黨內的左派勢力，然而世事難料，當北伐打到武漢后，那里的“赤化”程度暴漲，已失去作為政治中心的氛圍。蔣介石決定“另起爐灶”，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以南京為首都。這既實現了孫中山的夙愿，亦表明自己的“正統”，有一種明確的承繼關系；同時顯現出一種強烈的地域觀念，國民黨人多江浙人士，對于這塊土地，他們最為熟悉也最易掌控。

　　后來，深知內情的中央新聞社社長蕭冬竹，列舉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北京改稱北平

　　

    定都南京后，馮玉祥來到了南京這個爭吵不休的政治舞臺，他喜歡在早飯前的某一刻不通報姓名地拜訪某些高級官員，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他成了軍事部長。

　　閻錫山極不情愿地來到了南京，隨后，他被任命為內政部長，但事情并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樣，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營。

　　這些新的安排只是權宜之計。在蔣表面上達到權力頂峰之際，他抱怨道：“自從孫博士去世后，我們沒有一天能夠完全一致和團結。”

　　但不管怎么說，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告成立。

　　蔣介石雖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當時還有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以及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另立的一個國民黨中央，此外，以北京為中心的安國軍政府尚存，呈現出一個多頭政治中心的局面。不過，這種情勢未能維持多久，1928年2月2日，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結束了寧、漢、滬3個中央對峙的局面。同年6月，蔣介石二次北伐，直搗北京。接著，東北的張學良易幟，全國一片“青天白日滿地紅”。

    為了淡化北京的傳統政治中心概念，國民政府將北京改稱北平。這樣，中國就只有一個地方被冠以具有特殊意味的“京”字稱謂，這就是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