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一輩革命家怎么過組織生活

    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嚴肅黨的組織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當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是如何過組織生活的呢？在人們眼中，他們是領袖、是偉人。然而，他們始終以普通黨員身份，和警衛員、炊事員、身邊工作人員等一起認真開展組織生活會和民主生活會，為全黨同志作出了表率。

 

                       毛澤東：開專題組織生活會，杜絕“燈下黑”

 

    1960年，毛澤東察覺到個別工作人員跟隨自己外出視察工作時，無償索要或低價購買當時市場上供應緊張的物品，他非常生氣，專門要求黨支部為此開專題組織生活會，開展一次小整風。9月28日，毛澤東同應召從江西回北京的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汪東興說：我身邊有些工作人員作風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進行教育，進行一次小整風，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

    10月3日下午，汪東興把整風教育的想法和安排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由于工作繁忙，毛澤東沒能參加這次會議，他請汪東興代為轉達意見。經過整風發現，絕大多數人嚴格要求自己，但個別工作人員也存在錯誤思想和不良作風。對此，毛澤東斷然采取三項措施：一是絕不容忍和姑息貪污、瀆職行為，將犯錯誤的同志調離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二是過去向各地要的東西，照價退賠并道歉，錢從他稿費內開支，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響；三是要求大家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制定工作人員守則，嚴格紀律。

    為了鞏固整風成果，這年生日前夕，毛澤東請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吃飯，進一步做思想工作，堅決杜絕“燈下黑”。

 

                  周恩來：“在這里，大家都是同志，難道有什么特殊黨員嗎”

    紅軍長征期間，作為黨和中央紅軍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周恩來，身兼數職，工作十分繁忙。1935年，紅軍到達兩河口地區后，休整期間，根據上級指示，黨組織進行改選，警衛員魏國祿當選周恩來所在黨小組的小組長。

    有一次，周恩來問魏國祿：“為什么很長時間不開黨小組會議？”魏國祿說：“小組會議開過了，看到首長忙，就沒有通知。”

    聽到回答后，周恩來說：“那怎么能行？我是黨員，應當過組織生活。如果確實有事不能參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請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對呀！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你明白嗎？以后開會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此后，每次開會，魏國祿都通知周恩來。只要有時間，周恩來每次都參加，并很認真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

   抗戰時期，有一次在重慶，周恩來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員會的黨小組活動。按照慣例，會議臨近結束時要對學習討論的情況作—個總結，黨小組長劉光說：“請周恩來同志作總結。”

   周恩來說：“呵，應該由小組長作總結。你對我這個黨員有什么要求，給什么任務，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黨小組會的總結，不大合乎黨規吧？”

    接著，周恩來又說：“黨員，起碼一條要參加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在這里，大家都是同志。開黨小組會，我們都要受組長領導。難道有什么特殊黨員嗎？”

   周恩來這些擲地有聲的話語和實實在在的行動，充分表明他對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視、對組織紀律的嚴格遵守。

                   

                   朱德：“任何黨員都沒有不執行黨組織決定的理由”

   

    德國留學期間，朱德牢記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積極參加黨的組織生活。在哥廷根，他每周三都參加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組會議，和同志們一道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著作。

    中央蘇區時期，朱德曾經被編在中央軍委機要科黨小組。他擔心黨小組長顧慮他是首長，把他當成“特殊黨員”，便與黨小組長“約法三章”：一是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必須通知他，二是黨小組給每個黨員分配任務時必須有他，三是黨小組長必須定期聽他匯報思想情況。

 

 

    抗戰時期，有一天，朱德所在的黨小組響應總部機關支部的號召，利用黨日活動時間進行了一次義務勞動。當時朱德軍務非常繁忙，黨小組長就沒有通知他。

    事后，朱德知道了這件事，便主動找黨小組長作檢討，之后又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不久，朱德又在警衛戰士面前提起這件事，再次作了自我批評。警衛戰士說：“這件事您在黨小組會上已經檢討過了，以后就別再提了。大家都說總司令50多歲了，日夜操勞，干活的事情還是不參加的好。”

    朱德聽后嚴肅地說：“任何黨員都沒有不執行黨組織決定的理由。我年歲大一點，工作多一點，都不能成為不執行黨組織決定的條件。”

    作為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工作之繁忙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就是這樣，他仍然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從沒有把自己凌駕于黨組織的要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