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出差住宿60年

    1960年，我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到12月下旬，中文系師生便與省直機關干部混合編組，開赴邢臺地區臨城、內丘兩縣參加整風整社運動（當時天津是河北省省會）。到農村參加某項活動或某項運動，與農民堅持“三同”，不能叫“出差”，也沒有“差旅住宿費”，就是住進縣招待所，也必須自已帶被褥，大家習以為常。

    1965年7月，我畢業分配到一個省直文藝單位工作（當時省會還在天津），出差的機會多了起來，曾到北京、承德、保定、石家莊、邢臺等地開會、看戲、約稿。每天有塊兒八角的出差補貼。住宿都是住公辦的招待處、招待所，一般干部多是二人間、三人間或四人間，屋里就是幾張硬板床，沒有衛生間等設備。住宿費每人每天從幾角到一兩塊錢不等。處級干部大都與一般干部同住一室，廳級干部雖有單間，但室內設施也 很簡單。

    在計劃經濟年代，出差住宿費很便宜，但找個住處卻多有不便。記得有幾年的時間，每到北京后，自已不能直接找旅店，而是先到設在前門大街的“住宿介紹處”，交上介紹信，等候工作人員給聯系。如果全市哪個旅店有了床位，工作人員便告訴你，可到XX旅店 去住，并開具介紹信。為了等這個床位，有時要等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

    以前干部出差、開會住宿并不十分強調級別。1979年2月5日一22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藝術教育會議。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召開的一次全國藝術教育界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大會，會期長達18天，集中了全國藝術教育界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美術、曲藝、雜技各領域的領導、專家、名人，河北省出席會議的代表是省文化局副局長王玉西（音樂家、作曲代表作《李雙雙小唱》《社員都是向陽花》等）、省藝術學校副校長里正和我（時任省藝校辦公室主任）共3人。會址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

    如果不親自參會，一聽“國務院第一招待所”這個名稱準認為多么講究、氣派，其實就是個普通樓房，非常簡樸。房間就是十大幾平方米的普通間，每間放4個硬板床，住4人。可能為了便于交流，會議安排每省（區、市）代表穿插住。我與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湖北省音樂學院院長（忘記了名字）、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兼上海音協副主席何占豪共住一室。我這個科級干部，與諸位廳級干部、音樂專家在一室共同生活十八九天，不僅是人生的榮耀，而且從他們那里學到了許多為人從藝的道理。

    這次會議代表們只交定量糧票不交飯費，也不交住宿費，所以回單位后，誰也不能領取出差補貼。這有明確規定。

當年出差也有“高級房間”之說，不過，所謂的“高級房間”，就是現在一般賓館 都具備的標準間，即每間有兩張軟床，還有電視機，有衛生間。我住這樣的房間最早是在80年代后期。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出差住宿檔次步步高。財政部近年出臺了《關于調整中央和國家機關差旅住宿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了在北京、上海等11個城市部級、司局級和其他干部住宿標準、7個城市司局級干部住宿費標準和33個城市處級及以下干部住宿標準主，比如北京，部級、司局級和其他人員住宿費標準分別為1100元、650元和500元。石家莊、長春、哈爾濱、寧波、長沙等市，部、司局級和其他級別干部住宿費標準分別為800元、450元和350元。

                                                           （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