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記憶

    教育部最初的報告并沒有打算馬上恢復高考。然而小道消息開始在民間流傳，從春天起，各種中學課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學教科書突然緊俏起來。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幾本數理化被別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沒有還回來；后是想要找兩冊原來沒有的，卻哪兒都借不到了。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即后來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密集之處。學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靈，倒是還有不少愛讀書的。他們由于出身問題，多數境遇不佳，很多還在農村插隊未歸，能夠在大型國企里當工人就算是不錯的了。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雞血一樣開始復習數理化。不過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沒有誰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數都是不聲不響，各自備戰。

    “文革”雖已經結束，但真正的改革開放還在孕育過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論的題目是《學好文件抓好綱》，那一年報紙上的關鍵詞是“英明領袖”、“抓綱治國”，這個綱仍然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在詞語之下，對于變化的渴望以及變化本身暗暗積累、流動。私下里，人們對于高考恢復的期待值與日俱增，不僅僅是因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在潛意識里從來不曾消滅，還因為上大學被普遍認為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

　　從15歲到31歲，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至少有幾千萬人，他們中間的多數，強烈希望改變自己的處境。考大學最直接最迅速地點燃許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條嚴酷的羊腸小徑。大多數沒怎么讀書、沒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棄了。據目前官方數字，1977年有570萬人參加高考，27萬人被錄取。從有資格參加高考的人數看，百里挑一都不止，從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看，錄取率也只有4.8%。

    我后來讀歷史，才明白從宋朝以后，科舉考試不僅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記憶的一部分。這一記憶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復蘇，又因為恢復統一考試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難而格外凸顯。我至今記得高考發榜后，學部大院幾家歡樂幾家愁：八號樓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呂叔湘先生的外孫考上北大西語系英語專業、家兄也從插隊所在地考上清華。

    30年前，我在美國阿拉巴馬出差，期間去了一家中餐館吃飯。餐館閻老板1966年上高三，就盼著能考上大學，然而大學不招生了。和許多人一樣，他去農村勞動了幾年，然后費了很多力氣回到北京，進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結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許多人一樣，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務后，熬夜復習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勞累過度得了一場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參加高考的那一瞬間，他忍不住淚流滿面。他沒有說具體是什么病，總之，大學夢就這樣破滅了。

　　閻老板的故事其實是多年來常聽說或讀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還是讓我感嘆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難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長我幾歲的朋友落榜后失聲痛哭的情景。也許我們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勢利的一面吧，也許歷史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成功者的記載吧，我們平常讀到的，大多是七七級大學生這個群體中的勵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95%以上的考生落榜，還有很多人處于各種原因沒能參加高考。前年回國，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經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訴我，她當年高考離錄取線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運也就因此轉變。

　　恢復高考不僅給青年一代帶來了希望與實際意義上的未來，而且改變或者說恢復了固有的社會價值觀，終結了一個公然反智的時期。這一切，是當事件已經成為相對遙遠的歷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們依舊在不安與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別的時候似乎無大不同，也許這才是歲月的真實狀態。

　　                                              

                                                 

    北京大學1977年新生開學典禮 

 

 

         

 

恢復高考后，清華大學首屆大學生——77級學生在課堂上認真聽課    

 

 

     

 

 

1977年12月7日，北京市高考第一天，那年高考由各省分別命題和組織考試，

 

北京市考試共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