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代孕市場調查：疫期訂單增加，“88萬包性別”

“一個腎移位，兩個先天性心臟病，三個早產。”陳浩掰著指頭列舉他所在代孕公司去年100多例代孕所生孩子中的“失敗品”。在這之前，他們還遇到過肛門閉鎖、少了一個腎的孩子。

這些孩子的誕生，意味著“交易失敗”。客戶幾乎不會接受孩子，也不會支付尾款，孩子則會被代孕機構作其他安排。

代孕在國內并不被允許，需求和利益促成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地下產業。代孕產業鏈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媽媽、實施代孕操作的醫生、開具出生證明的醫院組成，他們或為追求利益、或有真實需求、或為自私的目的。而孩子則是被制造出來的“商品”，可選擇性別、單胎或多胎，如有缺陷，則可能被拋棄。

這些地下商業代孕行為，挑戰著傳統生育秩序和世俗倫理。

2020年8月底，澎湃新聞暗訪廣州、深圳等地多家商業代孕公司發現，受疫情影響，到國外尋求代孕受阻，國內代孕中介機構訂單明顯增加，供卵者(業內稱“卵妹”)補償金、代孕媽媽傭金等費用也水漲船高。

甚至有的代孕機構被查之后，換個地方“重操舊業”。

這些中介機構“包成功”的承諾背后，則存在“換卵”、非親生、隱瞞胎兒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亂象和倫理、法律風險。

“包成功、包性別”背后的巨大利益

8月25日上午，廣東深圳市龍華區星河WORLD二期D棟911室。

薛尉滑動手機屏，翻看著各個微信工作群及私信他的人。消息太多，顯示消息未讀的紅色小圓圈從上到下掛滿了屏幕。

私信他的基本是咨詢代孕的客戶。“工作群”內則有薛尉、后勤工作人員、代孕媽媽等，如果順利，每一個“工作群”背后都將誕生一個代孕嬰兒。

代孕公司與客戶簽訂協議后，會搭建工作群，客戶、代孕公司后勤人員、醫生等人，負責點對點解決問題。

涉足代孕市場12年，薛尉創建的“子嗣傳承國際助孕中心”自稱主要為國內有代孕需求的客戶對接海外生殖醫院，提供代孕服務；2008年創立至今，累計為8000多戶家庭服務，成功誕下超1萬名健康嬰兒。

“子嗣傳承”建立了月子會所，里面安放有十余名代孕嬰兒。

細談后，薛尉坦承，大部分號稱海外代孕的中介公司“掛羊頭賣狗肉”，公司營業范圍也都是“虛”的，幾乎都在國內開展代孕。今年因為疫情，原本有海外業務的，更是轉戰國內市場。

“可包性別，可包成功。”薛尉提供的協議有58萬元和88萬元兩種套餐，均承諾客戶2年內可抱到一名健康男嬰。前者便宜30萬元，不包成功，意味著代孕一次不成功，重啟流程需要額外支付費用。

代孕因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運用而生，很多時候被直接比做“借腹生子”。

其中一家代孕公司提供的代孕流程圖

業內人士介紹，代孕可細分為三種：一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體外受精后進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媽媽的子宮孕育；二是僅精子來自需求方，卵子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媽媽孕育；三是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子進行異質人工授精后，由代孕媽媽孕育。

常見的為第二種，客戶提供健康精子，代孕公司為其覓得卵源，培育胚胎后植入選定的代孕媽媽體內，從而達到“借腹生子”的目的。

國內代孕基本采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指在體外受精技術的基礎上，對配子或胚胎進行遺傳學分析，檢測其是否有遺傳缺陷，選擇未見異常的胚胎植入子宮的技術。其技術上的“基因篩查、性別選擇”被代孕公司拿來做噱頭，客戶可選擇嬰兒性別、單胎或雙胎。

“價高了。”在廣州市天河區華穗路的保利克洛維·中景大廈B座，代孕公司“優孕行”廣州分公司總經理蔡德亮在聽完“子嗣傳承”的套餐報價后直言。

“優孕行”的標語為“愛從生命孕育開始”，自稱一年在國內做了200多例代孕。

他向記者提供的“咨詢委托服務協議”顯示，如果選擇“包成功”套餐，費用70.8萬元，保證三年內抱到一個嬰兒。“優孕行”負責聯系第三方供卵機構，并提供符合客戶要求的第三方供卵候選人，尋找到生理條件適合的代孕媽媽后，進行胚胎移植。

代孕公司“優孕行”廣州分公司總經理蔡德亮自稱為人大代表，其在辦公室所展示的參加江西上饒市廣豐區第十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合照。

70.8萬元的套餐在不同階段分期支付，協議簽訂當天支付7.8萬元，開啟流程。隨后在挑選卵妹、開啟促排卵周期、開啟代孕媽媽選擇環節、HCG驗孕成功、驗孕確認胎心、代孕媽媽懷孕4個月、新生兒出生當天等階段分期支付其余套餐費。

但如果代孕媽媽所懷為雙胞胎甚至多胞胎，需額外支付10萬元，用于代孕媽媽補償、醫療保健等費用；若早產，保育費用也需要客戶承擔；若實施剖腹產手術，客戶需額外支付3萬元，用于支付手術、治療費用、代孕媽媽補償。

記者調查發現，多家從事代孕中介生意的公司所提供套餐基本均宣稱可“包成功，包性別”，同時也有“不包成功”的套餐可供選擇，幾種套餐價格從50余萬元到百萬元出頭不等。

“不包成功”的套餐每重啟一個試管周期，需要支付10至20萬元左右的費用，“包成功”的客戶可以不限次促排、取卵、取精、移植，直至代孕媽媽順利懷孕并生下嬰兒。

“精因寶貝”提供的協議書上包含了多種基礎套餐，主要分為“包成功、不包成功”兩種。

新冠肺炎疫情襲來后，也對地下代孕產業產生影響。

多家代孕公司表示，疫情出現后，原先一些指望在海外做代孕的潛在客戶和代孕公司紛紛轉向國內，從4月業務訂單增幅明顯。以“子嗣傳承”為例，工作人員稱，從4月份到現在，4個月的訂單超400例，占到去年全年的近70%，每個月還有大量意向單在談。

與此同時，行業內競爭也在加劇，不惜大幅度降價搶客戶挖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圈內人都已習以為常。為了給客戶留下更好的服務印象，“專車接送”到公司考察已成普遍現象。

隨之“水漲船高”的還有捐卵補償金和支付給代孕媽媽的傭金。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今年代孕媽媽的傭金總價整體漲了一兩萬元，隨著代孕市場需求的進一步擴增，很多代孕公司改變單純依賴專門的中介去“獲客”的思路，公司派專人招募代孕媽媽，組建自己的“資源池”。

背后是高額的利潤驅使。

薛尉透露，去年他們公司營業額破億，但利潤不方便透露。陳浩則坦承，七八十萬元的訂單，他們能獲得二三十萬元的利潤，有時候甚至比這還高。

同性群體代孕市場

“我們家小哥哥都會玩抖音了，好像已經發過好幾個抖音了，全程是自己完成的。”爸爸群中，男同性戀“李先生”分享著自家寶寶的“新技能”。

孩子與他并無血緣關系，是另一半“季先生”找到專門從事代孕的中介公司所生。

“季先生”稱，兩人一直想要個孩子，與其共同成長，也讓父母享受含飴弄孫的晚年生活。作為同性戀，他們覺得“虧欠了父母”。

不能生，卻又想要孩子。除了因無法生育或失獨產生的需求，部分同性戀者也通過代孕實現抱孩子的愿望，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更是出現專門從事同性戀群體代孕的中介公司。

今年4月底，一家在廣州專門為同性戀群體做代孕的公司——“彩虹寶貝”被舉報，當地衛健委隨后介入調查。

“彩虹寶貝”代孕公司一位助理稱，公司營業資質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事發4個月后的8月27日上午，在廣州市天河區隆德大廈B座2802室，自稱為該公司主要負責人的陳浩向記者介紹公司運作代孕的流程。助理“老貳”解釋稱，此前因舉報被查處的辦公地址不再使用，罰了30萬元，換個地方重操舊業，“這東西你禁止不了”。

陳浩介紹，2015年“彩虹寶貝”成立至今，他們已經為400多例客戶“借腹生子”。客戶中90%左右是男同性戀，3%至5%為女同性戀。

套餐總價75萬元，交付定金5萬元，到嬰兒健康交接時交完最后一筆尾款20萬元。“如果代媽為剖宮產、雙胎則需要另加補償。”陳浩說。

“從胚胎轉移到代媽體內當天開始計算，兩年內可以交付健康的嬰兒。”助理“老貳”向記者出示的客戶協議上寫道。

讓有了孩子的同性戀“爸爸”在微信群內互相探討，答疑解惑，在陳浩看來是最好的廣告。“彩虹寶貝”在國內運營有多個此類微信群，客戶也幾乎都來自客戶間的介紹。

“老貳”邀請記者加入的“上海爸爸群”、“親家來了”兩個微信群聊中，群成員均為在“彩虹寶貝”代孕成功的男同性戀者。

記者加入的男同性戀群體代孕群。群中成員都是代孕生子的“爸爸”。

“我們家的開始學走路了，有時候摔得真是心疼”，“多讓孩子爬，站著圍欄走”，他們彼此分享著自家孩子的日常，交流孩子每個階段會遇到的問題。

“彩虹寶貝”的男同性戀客戶中，目前有多個孩子正在代孕中，8月29日上午，其中有兩位客戶的孩子從醫院轉出，準備交接。

同為男同性戀，山東濰坊的馬歡作為家中獨子，考慮到傳宗接代，兩年前通過代孕，有了自己的兒子。

2017年，馬歡在網上看見有人在烏克蘭代孕被騙，堅定了他在國內代孕的決心。整個代孕過程他花了近70萬元，其中買卵花了7萬元，與代孕機構簽合同交了60萬元，雜七雜八的體檢花了一兩萬元。

除了已經實施代孕的同性戀群體，還有一部分“潛在顧客”正在觀望。

24歲的女同性戀者李瑤和現在的伴侶相識后經常討論未來要孩子的話題，“可能因為自己是學設計的，我認為孩子就像自己的一件作品”。

為更好了解代孕，李瑤經常會瀏覽有關代孕的信息以及同為“LGBT”(包括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群體朋友的代孕成功經歷。考慮到國內代孕不合法，她計劃去國外代孕，購買精子后和自己的卵子結合形成受精卵，最后找代孕媽媽幫忙生下孩子。

“訂單量都是逐年上升。”陳浩透露，公司之所以專門做針對同性群體的代孕，就是看中了潛在的市場需求。

據第一財經報道，盡管學界和調研機構沒有就總人口中的同性戀比例達成一致，但5%左右可能是比例的下限。照此計算，中國的同性戀人數可達7000萬，半數為女性。

而中國最大“同志”社交軟件、主要用戶是男同性戀的“Blued”所發布的《2015Blued大數據白皮書》顯示，有40%的男同性戀考慮未來到海外接受代孕服務。

給孩子上戶：“假結婚”、打點醫院關系

通過代孕生的孩子如何上戶口？澎湃新聞暗訪中，幾家代孕公司明確表示，可以與醫院合作，“蒙混過關”生下孩子，根據客戶需求協助上戶。

根據幾家代孕公司的介紹，代孕嬰兒上戶問題，通常有幾種主要解決方案。

一種是代孕媽媽即將分娩前，代孕公司首先安排客戶和另一名女子假結婚。安排代孕媽媽前往私立或公立醫院分娩，但是登記、建檔的信息卻是和客戶假結婚的女子。打點關系后，院方不去核查登記信息是否和分娩女子一致，最終出具登記有與客戶假結婚女子信息的《出生醫學證明》。上戶后，客戶再與女子離婚。

幾家代孕公司稱，客戶可以自己找人假結婚，公司也可以幫忙找，但需要支付1萬元左右的補償金。“女方年齡不能太大，年齡小的對方又不愿意做。”薛尉稱。

而更為直接的，用假身份證登記產婦信息，獲取《出生醫學證明》。

數份裁判文書顯示，有代孕媽媽分娩后使用假身份證等方式，用他人信息登記產婦信息、更換《出生醫學證明》上的生母名字，從而將孩子戶口登記到需求方名下。一例刑事判決中，三名醫生明知新生兒的母親信息失實，仍開具虛假《出生醫學證明》，并收受賄賂。

此外，代孕公司也會根據嬰兒上戶的特殊情況“鉆空子”。

幾家代孕公司負責人介紹，作為嬰兒父親的客戶，與孩子做一個司法親子鑒定，再到戶籍所在地謊稱“沒結婚，但孩子母親跑了”，可實現隨父一方上戶。這種情況在男同性戀客戶中受到歡迎。

為了方便給代孕嬰兒上戶，有的代孕機構會與醫院打點好“關系”，專門合作。

薛尉稱，公立醫院操作起來有風險，代孕公司大多都會選擇與私立醫院合作。如他們公司在深圳主要與“深圳仁合醫院、深圳同仁婦產醫院”合作，前者分娩數量占到其公司深圳訂單的百分之七八十；在廣州與“廣州女子醫院”合作，在東莞與“東莞瑪麗亞婦產醫院、東莞維多利亞婦兒醫院”合作。

“子嗣傳承”自稱與深圳仁合醫院深度合作，深圳代媽的七八成在此“蒙混過關”分娩。

為驗證“關系可靠”，在“深圳仁合醫院”的產科病區，薛尉帶記者見到了8月18日入院，剛在此分娩的一位龔姓代孕媽媽。其身旁躺著的一名6斤重男嬰，為深圳一名客戶所要孩子。

當記者詢問產科一位值班醫生，建檔信息是否也為龔女士時，對方笑了笑，沒有說話。

在“優孕行”，蔡德亮則向記者提供多份代孕媽媽在“珠海市婦幼保健院”進行檢查、分娩的診療單據，稱公司多在該醫院完成最后一步的分娩，打點關系后醫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嬰兒上戶操作步驟與前述方法一致。“合作協議肯定都是私下簽的，不能看。”

“優孕行”提供的代媽在合作醫院“珠海市婦幼保健院”超聲檢查單。

陳浩則介紹，“彩虹寶貝”主要和廣州兩家民營醫院“廣州女子醫院、廣州瑪萊婦產醫院”以及“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等三家公立醫院合作。

他解釋，私立醫院可以“渾水摸魚”，給孩子分娩，但目的是為了賺錢，但凡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病例，就不敢接。如孕媽早產、大出血、高血壓等緊急情況，醫術上公立醫院更值得信賴，“有關系”，醫院就會優先安排手術。

嬰兒在公立醫院出生后，醫院不敢“碰紅線”，違規辦理《出生醫學證明》，這時候就需要“套”一個出生醫學證明。

他舉例，一些如婚外情出生的孩子，父母雙方不敢給嬰兒辦理《出生醫學證明》。這時候，就有專門的中介收走這個證明，賣給代孕公司，公司用客戶所提供的女子信息辦理《出生醫學證明》，補上缺口。

與上述三家代孕公司不同，代孕公司“精因寶貝”直言他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在公立醫院分娩并辦理《出生醫學證明》。

“精因寶貝”所展示，違規分娩后為嬰兒辦理的多份出生醫學證明。所登記的嬰兒母親來自河南、湖南等地。

該公司的“莊總”透露，“精因寶貝”的聯合創始人“于總”從衛生系統出來，有資源與公立醫院合作，如“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嶺南醫院、廣東省第二中醫院黃浦醫院、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增城院區”。

他向記者展示了代孕媽媽在前述三家醫院檢查、住院分娩的診療資料，稱“做了很久，都不會追查”。

地下代孕亂象

記者調查中，對于代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幾家代孕公司負責人并不愿多提及，只是稱“沒有絕對的安全”。

一位業內人士介紹，代孕這一行本身就是一個“地下產業”，代孕公司很難做到100%的真實和透明。其中最多存在的是對客戶的“欺詐”，主要為“換卵”和“隱瞞嬰兒患疾”兩方面。

“尋找合適卵妹過程中，60%的公司會做更換卵妹的事情。”陳浩稱，客戶面試相中供卵者后，代孕公司會將價錢高的更換為價低的，等到孩子已經懷上甚至分娩，客戶也不可能不要，“畢竟是他的兒子，只不過母親不一樣”。

“換卵”中，代孕公司為了讓客戶放心，會事先給客戶已經相中的供卵者拍攝打針和取卵的視頻，通知客戶要取卵時將該視頻發給他，但實際進“實驗室”的可能是其他女孩。

這一“偷天換日”的操作被叫作“代面試”，就像替代考試一樣，代孕公司向面試女孩支付2千到2萬元不等的“面試費用”。

“你可以事先剪一段卵妹毛發，等嬰兒稍微成型后抽血檢測，是否為同一卵源。”“莊總”提供了一種防止換卵的驗證方式。

此外，之前代孕市場還存在實驗室混亂管理，導致代孕所生嬰兒非親生的荒唐現象。一些代孕公司為了取得信任，在協議上往往寫道，客戶有權利在嬰兒8周后通過代媽外周血或抽取羊水、絨毛等方式確定懷孕中的胎兒是否親生。

“隱瞞嬰兒患疾”也是代孕市場中存在的亂象。

有代孕公司中介人員稱，一些代孕公司在嬰兒孕育過程中發現存在健康問題，為避免損失，會向客戶隱瞞病情，或者提供一張完全健康的報告。客戶得到孩子幾周或者幾個月后，一些疾病便會顯現，但此時代孕公司不會認賬。

出現糾紛后，代孕公司和客戶之間簽訂的合同或協議，會因違反現行立法規定以及公序良俗，被認定為無效， 客戶只能吃“啞巴虧”。

記者查詢發現，今年5月由湖南資興市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合同糾紛案中，一對夫婦支付74萬余元在一家名為“孕生國際”的代孕公司抱得嬰兒后發現孩子聽力弱，故將對方告上法庭，要求退還已支付費用。

代孕公司負責人則辯稱，孩子在領走時健康，否則不會被帶走，并出具了《領條》。

法院審理后認為，雙方所簽《代孕協議》明顯出于牟利之目的，將孩子作為商品交易的對象，故該代孕合同有違公序良俗、社會公德，依法應當認定為無效合同，最終駁回了前述夫婦的訴請。

另外一方面，即使經過基因篩查，代孕公司主觀上沒有隱瞞嬰兒患疾，代孕仍可能誕生“不健康嬰兒”。

“子嗣傳承”出具的協議書提到“胚胎遺傳病的篩查和診斷，并非能100%確保所孕育的新生胎兒就會維持正常健康”。

陳浩則透露，去年他們公司做了差不多100例代孕，生下的孩子中有一個腎移位，兩個先天性心臟病，早產的有三例。在這之前，他們還遇到過肛門閉鎖、少了一個腎的孩子。

客戶未如愿以償報道健康孩子，交易失敗后孩子如何安排，陳浩三緘其口，不愿多說。

做了這么多案例，一起腦癱兒案例讓陳浩記憶深刻。

一名客戶代孕生下的孩子有7斤重，生下來后孩子不會哭，后來才發現醫院在分娩時出現了醫療事故：孩子出生時被臍帶死死纏住，打了結，代媽又不愿意選擇剖腹產。護士一直往出拉，孩子大腦出現了缺氧，導致腦癱。

客人起初不愿意要孩子，“彩虹寶貝”把錢全部退給他，對方起初不收，后來“邊哭邊帶走了孩子”。

也有客戶臨時反悔不要孩子。

廈門一位男同性戀客戶交了錢，但孩子即將出生時，客戶因為和“另一半”分手，反悔不愿再要孩子，直接消失。沒辦法，陳浩他們最終將孩子送給他人。

“反悔要早點說，我們都會早點在肚子里弄掉孩子。”陳浩如此說。

澎湃新聞資深記者朱瑩 對本文亦有貢獻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馬歡、李瑤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