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生的鮑某明，一米九左右，200斤上下，又高又壯像座山一樣。

他是一個擅長與孩子打交道的人。

李星星的母親回憶與鮑某明認識的過程。2015年4月份，兩人通過網友介紹，相互認識了。鮑某明先是說，一直都想有個孩子，過不久，他又說希望和自己母女“組成家庭”。

見了面之后，她發現對方年過四十而未婚，有些動搖。

但大概只花了半年的時間，鮑某明就徹底取得了李星星母女的信任。他的關懷倍至，以及律師、名校畢業生的身份，讓李星星的母親相信，鮑某明“可靠”，“確實就像個爸爸”，他的學問高，如果把女兒交給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帶在身邊要強。

2015年11月，鮑某明帶著剛滿14歲的“女兒”李星星，到北京上學。

2016年，鮑某明出任煙臺一家跨國石油服務集團的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2018年又兼任國內另一家上市通訊設備公司的獨立董事。而李星星，卻從14歲開始了自己的噩夢，她近3年處于半失學狀態，期間多次自殺未遂。

2019年4月9日，煙臺市芝罘區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由李星星報案，掀開了這張父親的“畫皮”。

這是犯罪嗎

血已經止住了，但李星星的下體一直疼痛。她安靜了好些天，鮑某明終于把手機還給她。

2016年初，剛滿14歲的李星星拿到手機，在百度上查詢“下體疼痛的原因”，彈出一個醫生診療的對話框，看頭像是一位“醫生奶奶”。李星星告訴醫生發痛的起因。

“你被強暴了。”

這是李星星人生第一次直面這句話。

她想了一會兒，是什么意思，然后聽從“醫生奶奶”的指導，報警了。

先打110的電話，然后又聽從指引，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李星星向警察講述了包明對她的傷害。

第一次是在鮑某明的老家天津，2015年12月31日。跨年那天晚上，“爸爸”鮑某明把燈關了，卻把電視聲音開得很大，他指示女兒，不要做作業，過來坐下，看電視。

坐下。

黑暗中，鮑某明突然一把抱住了她。本能地推開，但當時只有70多斤的李星星，與近200斤的鮑某明，根本無法抗衡。她用盡力氣，“爸爸”卻像鐵桶一樣箍住她，摸她。“穿衣服睡覺不健康”，鮑某明一邊說，一邊強行脫掉李星星的衣服，然后侵犯她。巨痛，從下體一直沖到肚子里來，她流血了。

李星星一整夜沒有睡。

第二天，肚子還是痛，去洗手間一看，又流血了，她懵了。

鮑某明沒有給她時間清醒。他給李星星洗澡，收走她的手機，把她從天津又帶回了北京，整天關在家里。

接下來的日子，他開始給李星星播放未成年人性題材影片，里面有很多爸爸、媽媽和孩子之間的色情場面。

鮑某明說， “你看大家都是這么做的，國外也是這么做的。別人家都是這樣，只是沒有告訴你而已。”

直到多天后意外的報警。

警察到家里搜東西，卻幾乎什么都沒搜到。

鮑某明從家里“消失”了。

消失了多久，李星星不記得，她也不確定：鮑某明是不是被警察帶走了？

懵懂的她只記得，鮑某明再次回到家時，自己非常恐懼，但是鮑某明對“報警”只字不提，好像從沒過發生任何不愉快。反而，他又變回了剛認識時候的樣子，和藹開朗，認真地照料她，“真的就像個爸爸”。

隨后的2015農歷年假，鮑某明把李星星帶去了外地旅游，沒有讓她回老家陪媽媽。

“他到底犯罪了嗎？”李星星想不清楚。

他如果犯罪了，警察叔叔為什么不抓他？如果沒犯罪，那我怎么還是覺得被傷害了？她不知道為什么鮑某明曾經那樣對待她，如今又變得這么好。

李星星不敢追究。

悄悄地，鮑某明暫停了李星星的課業，不再送她去學校上課。原本說好的，鮑某明的父母會經常來照料這個“小孫女”，卻也幾乎從未來過。親生媽媽經常的來電，她只能在鮑某明的注視下接聽。鮑某明給李星星注冊了一個微信賬號，里面只加了一個好友，不是媽媽，而是“爸爸”。

慢慢地，李星星掉進了一個“只有鮑某明”的世界。

2016年4月左右，鮑某明獲得了一份新工作，煙臺一家跨國石油服務集團的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

他帶著李星星離開北京，搬家到了這座海濱小城，美麗的山東煙臺。

逃

煙臺的天空湛藍湛藍，時常干凈得沒有一絲云彩。但是李星星從來不往窗外看。她說：“沒有意義。”

“父親”鮑某明，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擁有“兩幅面孔”的人。

但凡身邊有一個大人時，鮑某明都是開朗、得體、有學識的，而獨自面對李星星時，就瞬間換了一副樣子。

最開始，鮑某明不讓她出門，隨時收走她的手機，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不許她哭，也不許她問為什么。

剛滿14歲的李星星，還沒有發育，個子也瘦小。但是鮑某明會突然掀開她的衣服，嗲著聲音，叫李星星“媽媽”，說自己是“寶寶”。很多次，鮑某明坐在李星星的肚子上，壓得她怎么也起不來。她出血，暈厥。這些畫面，是李星星日后半夜常至的噩夢。

她給記者看一些殘存的照片，照片上，鮑某明脫了衣服正在粘膠帶，準備給她使用的成人性用品，還有一些床單，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爛。

在李星星的口中，鮑某明到了煙臺之后，日益的喜怒無常。

2017年，家里換了一個新馬桶，鮑某明很高興，叫李星星去試。李星星說現在沒有，還不想上廁所。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間，扒下她的褲子，按坐在馬桶上。

李星星沒有隱私。上廁所，鮑某明不允許她關門。他隨時會登陸李星星的微信、QQ。鮑某明還在客廳安裝了一個攝像頭，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隨時隨地都能在手機里查看。

李星星給 記者聽一些語音。

在這些語音里，鮑某明大聲呵斥李星星不應該在朋友圈訴說自己的痛苦，“微信發完朋友圈發，你就不能不說嗎！”他告訴李星星，“沉默是金啊！”

“他不讓我把這些事告訴別人，他都不讓我說出來。就算我微信里只有他一個人，他也不要我說。”李星星告訴《南風窗》記者。

李星星的抵抗情緒，總是被一套完整的說辭包圍、瓦解。

鮑某明一開始說，“我們做的事是很正常的，電影里大家都這么做。”后來說，“你不能把我們的秘密說出去，說出去你就不干凈了，所有人都會討厭你。”最后說，“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是對你最好的人。別人都是壞人，都想害你。”

他反復糾正李星星說話的方式，不準說難受、痛苦，要說“傷心”，不準說“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說“你喜歡爸爸，爸爸也喜歡你”。

這一套具有體系功能的話語，消解李星星的意志，讓她不敢離開。

類似的話，還有鮑某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星星回憶一些場景。

她坐在家里看動畫片的時候，鮑某明問她，“你是不是喜歡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種事’”；她去動物園，看到可愛的動物很開心，鮑某明悄悄湊過來，說，“人和動物也能做”；李星星回老家和媽媽待一段時間，鮑某明也告訴她：“你媽媽和你也能做”。

李星星很喜歡一只洋娃娃，鮑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時，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處。李星星有一陣子很認真學習，鮑某明就對她發脾氣，“弄個學習都比我重要！”

小女孩的一切愛好、熱情，都逐漸臭了，死了。

李星星后來寫下過一句話，“我逐漸感覺自己病了，我對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覺得我最在乎的身體的各種器官，我所珍愛的各種愛好和特長，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鮑某明好像就是對的。他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業順風順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國內一家上市通訊設備公司的董事。

李星星告訴《南風窗》記者，她后來會“發病”，按照鮑某明的要求去說一些話，但清醒過來后，又感到痛苦。

在漫長的三年多時間里，“很正常”“說出去你就不干凈”“我是對你最好的人”“別人都是壞人”，這一套話，鮑某明就像“背書”一樣，只要說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這些話是牢籠，是炭火。

她感到被炙烤。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煙臺自殺，被他人救下，送警。

當時的她，仍舊未成年。

“給我現在的女兒，未來的妻子”

“高燒”、“經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4月9日，李星星在煙臺市芝罘區某派出所說出了自己的遭遇。

當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煙臺山醫院做了外傷鑒定和體液擦拭提取。

鮑某明作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強制措施，到該派出所進行筆錄。

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證，有帶有血液、精液的衛生巾、鮑某明擦拭過的紙巾。她還告訴警察，家里的電視機和鮑某明的電腦上，都有很多“兒童色情片”，還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視頻。家里裝的攝像頭，一定也拍到很多東西。

很快，煙臺市芝罘區刑警大隊幾名刑警來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筆錄。

李星星不再愿意喊鮑某明叫“爸爸”，而是代稱為“壞蛋”。

但她仍舊保留著很多13歲時的習慣，總是很尊敬地稱呼其他每一個人，“警察叔叔”“阿姨”“哥哥”。

李星星向《南風窗》記者回憶做筆錄時的場景。

在正式筆錄之前有一個小筆錄，之后還有一個補充筆錄。辦案區的鐵門關上了，她和幾個警察叔叔在里面，中間有叔叔在抽煙，也有別的叔叔偶爾進來。

一位警察叔叔問她，“鮑某明打你了嗎？”

李星星說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一只手突然過來，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問李星星，“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回憶到這里，李星星突然哭出聲來，“我沒有辦法去形容那種感覺，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壞蛋掐我的感受。”

4月9日后來的記憶是有一些混沌的。

李星星只記得快做完筆錄的時候，芝罘區檢察院也來了一位劉檢察官，是位“阿姨”。

2020年3月25日，芝罘區檢察院一女性檢察官在電話中，向李星星證實，對這一案件，當時實行了檢察院提前介入。

再后來，她發燒難以支撐，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發上躺一會兒，她卻睡著了。

她醒來之后，鮑某明從另外的筆錄房間里出來了。

鮑某明也坐到了那個沙發上。他向李星星挨過來，李星星向旁邊讓，他又靠過來，連續靠過來兩三次，李星星還是讓。她很驚恐，抬頭望向對面的“警察叔叔”。

李星星記得，刑警隊的副隊長張高，當時正坐在對面，一切看在眼中，沒有出口制止

鮑某明開始細數自己對李星星的好，“我是對她最好的人”。

4月9號，就這樣過去了。

鮑某明被放回家了。

后來的事，對于李星星來說，每況愈下。

幾天后，警方告訴她，找不到電視里的“兒童色情片”，電腦里的文件也沒找到。李星星說自己知道在哪里，去指給警察看。她和媽媽去了派出所，對方卻告訴她，電腦已經不在派出所里了。

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檢測結果，對方沒有給她。

她要求再次報警，該派出所沒有接受。

直到4月中下旬，辦案警察打電話給李星星，叫她去領《撤案決定書》。

李星星拒絕。

但這份《撤案決定書》，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時，還是給到了她的手上。

6月份，警方再無回音，李星星不想活了。

她跑去派出所門口鬧，民警叫她去找鮑某明。

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馬上就死了”，心一橫，一個人跑去找鮑某明。她想叫鮑某明承認錯誤，“為什么傷害我那么多，連一句對不起也沒有？”

在鮑某明的家里，他們廝打起來。

兩人又被帶到了芝罘區該派出所。

這件事的結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鮑某明給李星星寫了一封保證書。保證書中寫道：“給我現在的女兒，和未來的妻子。”

再次立案

從派出所出來后不久，李星星跳進了黃海。

她又被人撈了起來。

從6月起，她開始住院。她的媽媽把她帶回了老家東南某省會，接受治療。

醫院檢查結果顯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癥、重度創傷后應激（PTSD）、重度焦慮癥，而且陰道損傷發炎。

李星星的媽媽周娟，從4月8號接到警方的第一個來電“驚雷”后，立刻從外地趕到煙臺。她告訴記者，當時自己不想活了，“想拿把刀劈了鮑某明算了”。

但等她見到女兒時，只想先讓女兒活下來。

4月份報警失敗之后，李星星頻繁地試圖自殺，每一次都折磨著周娟。她生性內向，不善交際。女兒鬧自殺的時候，她經常嚇得一句話都不敢多說，女兒去哪里她就去哪里，跟在身后，跟著就自己在后面哭。

周娟的普通話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幾乎阻礙正常溝通。她帶著女兒去南山路派出所、芝罘區刑警大隊、檢察院，找信訪部門、找律師、找人大代表，到處找人幫忙請求再次立案。

她們還找到了鮑某明的父母、親人和公司老板，有人報以謾罵，有人回饋以善意，但終究石沉大海。

異鄉母女，再立案之路十分艱辛。

周娟回憶說，“人都在，就是告訴我不上班”“我打了好多電話，都不接”。她們母女倆不斷地跑、等、求，四處碰壁。

后來，一位曾經對她們表達過善意的民警直言說，“我不能再管你這件事了，再管我就沒工作了。”

直到6月份李星星那一次跳海，周娟才意識到，女兒已經病了，必須接受治療。

在煙臺治病，人生地不熟，又處處害怕，她只能帶女兒回老家。她辭掉月薪本不高的工作，專門料理女兒。

此后母女倆人反復在老家、煙臺之間往返，李星星的反復崩潰，催著她們拼命維權。一開始，她們坐高鐵去煙臺，后來覺得高鐵太貴了，就改坐大巴，“半年下來，十幾趟”。

“撤案沒有道理”，她們希望再次立案。

終于在8月份的時候，她們找到了山東泰泉律師事務所的一位李律師。

李律師回憶初次見到李星星母女的場景，在濟南河西廣場的一家咖啡館里，“小姑娘還只有17歲，但是臉上土黃色的，很憔悴。類似于面黃肌瘦的那一種。媽媽話也不多，看起來情緒很低落。”

李律師聽了李星星的講述之后，跟煙臺市芝罘區辦案的派出所進行了聯系溝通，“確認基本屬實的情況下，我們才決定去代理這個案件。”

9月6日，李律師和同事一起去到煙臺，先后輾轉多個部門，向檢察院信訪部門提交了部分證據，和一份《立案申請書》。

終于，10月9日，在檢察院的監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我局認為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現決定立案偵查。” 這份蓋有煙臺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書》上如此寫道。

隨后，李星星在派出所連續做了兩個周的筆錄，事無巨細。期間，她多次崩潰，在派出所里甩自己巴掌，但堅持配合，做完了筆錄。

她之前認識的一些有類似經歷的病友，在她每夜做完筆錄，回到家里時，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

這些病友，有時候比醫生和警察還活躍一些。她們陪伴李星星至今，也記錄著這個小女孩近一年來的遭遇，和心路歷程。

羅希是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她在中學時被老師性侵。她的老師對她說，“我傷害你，你反抗了，大家都知道這是性侵，但我用我的方式讓你不能反抗，那我們做的一切就是理所當然的。”她知道李星星和自己不一樣，李星星手里保留了很多證據，她鼓勵李星星說出來。

還有北京師范大學的清子，她告訴李星星自己從小被鄰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類”，幫助李星星很多。

她告訴李星星，“姐姐們不需要你回報什么，這是姐姐們欠你的，因為我們不夠勇敢。”

在兩周筆錄中，李星星向警方提交了手頭上所有的證據：另一袋帶有血跡、精液的衛生紙、衛生巾，還有錄音、照片、聊天記錄。

這里面有幾張鮑某明的手機QQ瀏覽記錄的照片。其中一張拍攝于2018年的照片上顯示，在當年2月18日，鮑某明連續訪問了近數名“送養”“送養小孩”“送養女寶寶”的用戶空間。

李星星告訴記者，“不只有我，還有其他小孩兒，現在我受傷害，將來還會有別的小孩受傷害。”

警方為李星星開具了一頁接收清單。

這一次，希望來了嗎？

事實上，從二次立案到現在，已經6個月過去了，除了這個漫長的筆錄，李星星沒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

從2020年新年之后，李星星本人、律師多次聯系辦案刑警臧警官，但他的電話始終無法撥通。

2020年4月1日，記者打通了鮑某明的電話。正在取保候審中的鮑某明，獲知記者身份后，立刻將電話掛斷，再也無法撥通。

記者會持續追蹤此案。

（文中采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