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減稅競爭或將刺激全球經濟復蘇

 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了規模和力度都頗為罕見的稅改計劃，這一旨在通過減稅刺激經濟的計劃引發了全球關注。

從歷史上看，用減稅來刺激經濟并不是特朗普才有的，各個國家都在不同時期曾經采取過不同形式的“減稅計劃”。在中國，無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康乾之治”，其共同特征是，國家初建、百業待興，經濟所面臨的壓力巨大，而所有這些時期所采取的政策也都有一個共同點：“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近代世界歷史上，至今被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著名的“里根計劃”，以減稅政策為主成功使得美國經濟迅速走出滯漲的泥潭。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其道理非常簡單，一個國家的稅收取決于稅基和稅率兩個因素，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一定限度后，再提高稅率將侵蝕稅基，稅收收入反而下降。

這就意味著，在稅收過高的情形下，通過減稅可以刺激企業投資，實現經濟增長，雖然稅率下降，但是稅基由此而變大，反而能夠使得稅收收入增加。

這一稅率和稅收之間的關系，因為是由美國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拉弗率先提出，被稱為“拉弗曲線”。從效果來看，歷史上的歷次減稅政策都有效地刺激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客觀而言，美國政府此次推出的大規模減稅計劃是對其本國制造業長期不振、經濟疲軟、就業壓力巨大的一種自然反應。可以預期，這一方案雖然短期內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帶來財政壓力，但長期將大力的刺激美國經濟體的復蘇。

從全球經濟來看，當今世界已經處于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市場規律下，企業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主體，必然會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走到“公共服務足夠好，稅收足夠低”的國家，獲取更多的利潤，這和我們每個人追求“物美價廉”的東西是一個道理。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間競爭本質上是“公共服務”的競爭，而“稅收”是對公共服務的定價。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服務是國家競爭的核心。一個國家要想吸引企業投資，助力經濟增長，就必需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而又收取較低的稅收，否則，注定要在世界競爭中落伍。

就中國而言，中國企業稅費負擔較重是一個長期以來的普遍問題，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到美國辦廠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熱議，甚至有專家提出中國的“死亡稅率”問題。

如果考察稅收，我們需要比較的不僅僅是稅收這個“價格”高不高，而是“公共服務”的質量是不是能夠和“稅收”足夠匹配。如果公共服務質量足夠高，那么“稅收定價”高也是情理之中，但是，中國的稅收不僅僅體現在“名義稅收”上，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各類“公共服務質量”沒有即時改善，審批刁難、辦事拖延、招待費等隱形的制度性成本構成來“隱形稅負”，是造成我國企業“綜合稅負過高”的重要原因。

美國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的這一大規模減稅計劃必然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就中國而言，從內在需求看，最近一些年來我國的實體經濟利潤微薄，有著巨大的下滑壓力和出走動機，通過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使得實體經濟從中獲利，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保持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本身就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從外部壓力看，這一巨幅減稅計劃必然會吸引大量的國外投資，其他國家的投資會涌向美國。如果我們不進行減稅，則可以預期，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下降，國內的企業會加速走出去，我們會面臨著更大的資本外逃的壓力、外匯儲備流壓力和經濟增長壓力。在這一博弈的過程中，誰行動的越早，對誰就越有利，反應遲滯則受損更嚴重。

不管我們情不情愿，當美國政府做出這一減稅計劃時，中國必需要有所應對。客觀來講，如果我們也能夠加入稅收競爭，一方面，通過“瘦身健體”來實現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通過減稅來刺激企業投資、民眾消費，提高本國公共服務的“性價比”，那么，則可以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如果不能及時應對，則在全球競爭的情勢下，經濟增長的壓力會持續加大。

同時，我們需要看到的是，美國的減稅政策對于全球經濟并不是一種零和博弈，而是有可能變成正和博弈。一方面，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復蘇乏力的普遍原因是，本國企業稅負過重、公共服務不力，導致各國企業投資動力不足；另一方面，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全世界的經濟體都面臨外部需求疲軟的問題。而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的減稅競爭，一方面，有可能為世界各國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服務帶來示范效應，刺激各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的經濟快速復蘇，也必然會帶動全球經濟外部需求快速的增長，刺激全球經濟復蘇，帶來全球經濟的正循環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之間的良性競爭也是大國責任的表現。

因此，無論從客觀來看，還是主觀來看，我們不應該對于減稅競爭抱有敵意，而是，客觀冷靜的分析形勢，做出積極有效的應對，助力中國經濟自身的快速發展和全球經濟的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