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發展垃圾焚燒發電項目 “垃圾圍城”能否“一燒了之”？

 從全世界范圍看，有效的垃圾處理技術有很多，近年來國內也不斷有新的技術產生，但相較于焚燒發電而言，“因為其成本更高，很難推行”。

臨近小雪時節，冬日清晨的太陽尚未露頭，位于在上海遠郊金山區的一座生活垃圾焚燒廠前，顏色各異、大小不同的各種垃圾類型的清運車輛，早已來回穿梭在門前的道路上。

“每天達到這里傾倒垃圾的車輛越來越早了。”一位現場工作人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到，“因為整個廠每天的焚燒量有限，各地中轉站都堆滿了垃圾，也都想趁早送到工廠燒掉，晚了就送不掉了。”

現如今，幾乎所有城市都面臨“垃圾圍城”的困擾，而垃圾焚燒站的處理能力也日益捉襟見肘。

統計顯示，目前全國共有359座垃圾焚燒廠正在運行，2017年垃圾焚燒總量達到8000萬噸，但同期全國生活垃圾清理量則已經達到2.2億噸，占比僅34%。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近期，海南、江西與河南等多地紛紛“緊鑼密鼓”上馬與擴建垃圾焚燒項目。比如，11月9日，河南省發改委公開透露，2019年河南省將開工建設25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來面對和解決當地每年產生的3500萬噸生活垃圾和1.2億噸的建筑垃圾所造成的無害化處理能力不足的難題。

而根據國家《“十三五”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能力占無害化總能力比例要達到50%，東部地區要達到60%。

受訪專家表示，當前多地上馬擴建垃圾焚燒項目，一方面體現出生活垃圾總量不斷攀升的事實，從源頭分類與減量化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多地對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與技術的不足，使得焚燒成為垃圾無害化處理的主要依賴手段。

垃圾焚燒廠建設進入加速期

面對堆積如山的垃圾，近期多個省市正在密集上馬垃圾焚燒廠擴建項目，以解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日前，海南省發改委發布的《海南省垃圾焚燒發電中長期專項規劃(2018-2030)》提出，規劃在海口市、三亞市和儋州市等地擴建9個跨區域服務的大中型垃圾焚燒處理地。同時還將在2020年6月前，完成海口垃圾焚燒廠三期工程的建設工作。

近一段時間內，上馬垃圾焚燒項目的還有河南與江西。在江西南昌，11月11日南昌市城鄉規劃局發文指出，將上馬建設固廢處理循環經濟產業園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項目總占地面積達到了8.6萬平方米。

而11月9日，河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公開透露，2019年將開工建設25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投產后累計處理能力將達到每天5.4萬噸，比現有的生活垃圾處理能力提升9倍。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事實上河南省在2018年年初時就已經啟動了19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建設工作，其中鄭州、洛陽和蘭考等地的3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目前已經建成并投產。

除了新建的焚燒廠外，在土地資源更加稀缺的一線城市，對原垃圾焚燒廠進行擴建也刻不容緩。

上海金山區一座垃圾焚燒廠前，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稱，目前金山生活垃圾焚燒工廠每天的垃圾焚燒量能夠達到1000噸，但仍然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生活垃圾總量。

“因此計劃再增加擴建一期焚燒項目來滿足實際的增量需求。”該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

事實上，增加垃圾焚燒處理總量也早已寫入不久前上海發布的《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上述行動計劃指出，上海將在未來3年內探索實現原生垃圾“零填埋”，在目前已經建成的每年1.33萬噸垃圾焚燒處置能力基礎上，通過3年時間進行“第二輪末端處置”建設，計劃到2020年規劃達到每年3.28萬噸的垃圾焚燒處置能力。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當前多地密集上馬垃圾焚燒項目，與當地不斷攀升的生活垃圾總量，以及垃圾焚燒處理能力不足的矛盾緊密結合相關。

“過去垃圾處理所主要依仗的三種方式中，傳統的填埋與堆肥處理方法，在土地資源日益緊缺和生態保護要求提升的背景下，各地也正逐漸減少其規模與比例。”該業內人士指出。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來看，在傳統的填埋、堆肥和焚燒三種主要垃圾處理方式中，垃圾焚燒發電的方式因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最小，從而成為我國多地垃圾處理的主流推行方式之一。

“因為垃圾填埋具有不可持續性，還會帶來其他環境問題。”夏學民告訴記者，當前，生活垃圾分類推行遭遇回收體系、設施網絡、分類準度等阻礙，尚無法建成，因此垃圾焚燒幾乎成了唯一有效的出路。

焚燒還僅是初步階段

生活垃圾“一燒了之”，是破解“垃圾圍城”的最佳途徑嗎?

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是，新建或擴建眾多的垃圾焚燒設施其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環保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解到，建造垃圾焚燒廠的污染物排放標準主要涉及二噁英、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煙氣排放物。

但目前全國范圍內，針對垃圾焚燒廠氣體排放的公開信息并不全面。根據環保組織最新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全國正在運行的359座垃圾焚燒廠中，僅有四成在網上公開環境信息，三成公開煙氣和二噁英的監測數據。

另一方面，垃圾焚燒廠飛灰超標填埋、監管缺失，以及垃圾焚燒廠存在的“鄰避效應”等關鍵問題也是普遍存在。

今年7月18日，民間環保組織蕪湖生態中心發布了《垃圾焚燒行業民間觀察報告》，在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間，通過對安徽、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共計121座垃圾焚燒廠的飛灰處置情況調查發現，部分垃圾焚燒廠飛灰填埋作業面過大未及時“覆膜”、飛灰轉移運輸未使用密閉車輛、比對《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抽檢樣品超標等問題。

“總體上，群眾對垃圾焚燒發電行業最為關心的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惡臭問題，另一方面是二噁英問題。前者在感官上對群眾影響較大，后者會對健康影響更大。”環境部環監局局長田為勇在今年6月的環境部例行發布會上曾這樣表示。

那么，除了“一燒了之”之外，海量生活垃圾的末端處理，還有其他更加有效的無害化處理手段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多地選擇新建或擴建垃圾焚燒項目，除了體現當前我國尚未能真正有效引導垃圾分類處理，從源頭進行減量之外，也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當前我國垃圾處理技術與水平整體不高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