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習俗從“禁”到“尊”之掠影

 貼春聯、吃年夜飯、親友互拜，過一個暖暖的中國年。春節是中華民族舉國同慶的祥和節日。然而，上世紀三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時間，全國是禁止過農歷春節的；而且發布法令，將農歷視為“廢歷”，規定將農歷春節的傳統習俗全部移到元旦執行，農歷新年還禁止商店關門，禁止公職人員放假。

　　不過，老上海人對此并不“買賬”，民間照樣慶賀春節，蔡元培等名人更是在家中“關門過年”。重溫那段歷史，只為證明傳統文化、年俗年味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

屢下禁令

　　1930年的農歷春節，上海的老百姓過得有點憋屈。除夕夜，商店必須開門迎客，祭祀祖先、迎財神居然都變成了違法行為。

　　這一年，上海西門有一家人“頂風作案”，除夕夜在家迎財神，在桌上供了紙財神，放著大魚大雞，還焚香點燭。結果被兩位巡邏的警察發現，他們將主人以及供奉財神的所有供品都帶進了公安局，結果“魚肉等不消說，連一只竹籃子也充公在那里，再罰他十四塊錢。”這一天，上海的警察也較往常忙碌，他們挨家挨戶巡邏商鋪，督促商戶開門營業。可商戶總是半天不回應。警察們自稱是來拜年的，他們才開門。可警察剛走過三四家門面，商戶又把排門上起來了。甚至在街上為人寫春聯糊口的落魄文人也受到了查處，在鄉下售賣舊年歷的小販居然也被捉走拘役。

　　這一年的農歷新年年尾及年首，公用事業單位也不得放假，照常工作，還不準隨時請假。如果有員工因病請假，“應由本路醫官驗明屬實，方能給假。如有擅自離職，一經查覺，從嚴處罰”。

當時報紙刊文“廢除舊歷過新年”

　　這些禁令不止在上海，在全國范圍內也是如此。一時間，人心惶惶，將一個歡天喜地的新年，弄出了啼笑皆非之狀——這還叫過年嗎？

　　時間倒回到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政令，改用陽歷紀年，以便和國際通行日期接軌。自此，“元旦”開始成為一個節日。元旦前后放假三天，這和今天的放假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在農歷新年，官員須照常辦公而不放假。但普通民眾仍然是要隆重慶祝春節的，所以民間依然“嶄新之桃符，脆裂之爆竹，不絕于耳目也”。

　　到1928年東北易幟后，國民政府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此時，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反對農歷春節的思潮。蔣介石本人也認為，“社會一切舊習慣很難打破，舊歷年就是個證明。我們早已決定用陽歷，但是一般民眾到了舊歷年精神就疲怠下去……希望我國社會上能把一切不好的習慣打破。”由于農歷新年民間會有祭祖、大吃大喝、聚眾賭博等現象，所以很多人士認為舊歷春節是封建迷信的沉疴，會使人“精神懈怠”，因此要禁止過農歷春節，推行陽歷才是與世界接軌。

春節風俗年畫，寫有“上天降福 新春大喜”

　　1928年12月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中央對普用新歷廢除舊歷協助辦法》，通令各級黨部及民眾團體廢除舊歷，“禁過舊年”。次年7月2日，再次發布命令，規定以后的歷書，不能再附舊歷；商家賬目契約，若不用陽歷則沒有法律效力。于是，出現了本文開頭1930年農歷新年的啼笑皆非怪狀。

　　政府頒布政令，一方面禁用陰歷和禁過農歷春節；另一方面相應加強陽歷及陽歷元旦的地位。1930年6月公布《推行國歷辦法》，將陽歷定為“國歷”，將陰歷（舊歷）稱之為“廢歷”，并“特制國民歷頒行各省,凡屬國民遵守”。嚴禁民間在春節進行貼春聯、燃放煙花爆竹、相互拜年等一切民俗活動。

　　禁過農歷春節，附著于春節的傳統習俗怎么辦呢？《推行國歷辦法》又規定：“廢歷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祭祖、春宴、觀燈、扎采、貼春聯等一律移置于國歷新年前后舉行”。就是將整套春節的傳統習俗來了個乾坤大挪移，移至元旦期間舉行。

　　“為提倡國歷，轉移人民習尚”起見，還將“國歷新年改為休業五天，即12月31日起至1月4日止”。這樣，元旦假期從1912年起的三天變成了1931年起的五天。這樣上班族平空多了兩天假期，這倒是好事。但好景不長，到了1933年元旦假期又改成了三天。

“廢歷”不廢

　　1930年1月１日元旦那天，政府舉行了團拜，授予勛章典禮，接見外賓等盛大慶典。全國百姓均休業一天，上海街頭“或鳴放鞭炮，或開游藝大會，馬路上汽車游行，天空中飛機翱翔，民眾耳目，為之一新”，一派熱鬧景象。但這一年的農歷春節，則被迫變成了比較冷清的日子。

　　然而，“禁過舊年”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改變傳承了幾千年的風俗習慣。嚴令之下，出現了種種奇怪的現象。

　　一方面，政府機關、學校團體過元旦新年；另一方面，在禁令鞭長莫及的地帶和民間，照樣慶賀著農歷春節。“一般人民于陽歷新年異常冷淡，對于陰歷新年，則特別高興。”農歷盡管被法令稱為“廢歷”，但因為農歷節氣、歲時很多與民眾日常耕作、喜慶等息息相關，故而“廢歷”不廢，慶祝農歷新年的景象屢禁不止。

　　對于揚陽歷棄農歷的做法，當時人們有過詼諧的評論：本土的中國人是喜歡過土產的農歷年的，即就是把“陰歷”叫作“廢歷”也沒有用，大多數國民是樂意廢物利用的……《大公報》則直接用“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個味兒！”為標題，以示擁護過農歷新年。

關門過年

　　當年的《申報》上，曾有一篇題為《過年》的文章，寫的就是教育團講演員周少英的經歷。他回憶道，在眾人忙著過農歷年的時候，他拿著小旗子跑到十字路口去講演，演講主題就是反對舊歷年俗，提倡過陽歷新年。演講結束后，他收拾旗子回到了自己的家，放下小旗子接過豬頭臘肉，依舊進行農歷新年的各種準備，并在心里為自己申辯道：“我亦未能免俗耳”。

　　1930年嚴禁農歷新年，但胡適卻在這一年1月30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今日是舊歷元旦（庚午）。舊歷是政府廢止的了，但昨晚終夜爆竹聲不絕，難道只是租界內的中國人慶祝舊歷年嗎？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著是提倡民間正當的娛樂，使人民忘卻過渡期中的苦痛而覺著生活的快樂……今日的政府無恩惠到民間，而偏要用全力剝奪民間的新年娛樂，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則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輕視了。”可見，在1930年禁令最嚴的時候，百姓仍是執意要過農歷新年的。

　　這年的12月28日，上海舉行推行國歷演講大會，蔡元培發表了長篇演說，專門就農村與都市推行國歷的不同提出意見。他說，鄉村農忙時一天工作甚至長達14小時，沒事時則終日閑空。故農民在國歷二月時為閑暇，此時正是農歷春節期間，農民此時休息，政府不應干涉。就如演講時所言，到了農歷新年，他自己也在家中“關門過年”。

1924年，上海的農歷新年漫畫

　　最有趣的還屬季羨林，1934年他是清華大學一名西洋文學系學生，他的日記里，也記錄著他對新歷年和舊歷年截然不同的感受。1934年1月1日的元旦，他記下：“我腦筋還是給舊歷年占據著。我絲毫感不到過年的滋味。過年——多么可愛的名辭（詞）!也變為形式主義了。早晨十點才起。我知道這是過年了,論理似乎應該有感想之類的東西,但卻沒有，我并沒能覺到這是過年,也沒覺到我已經長了一歲了——這一切都是舊歷年時的感覺，有點太怪。”而同年的2月13日，他寫道：明天是舊歷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覺得我還有一腦袋封建觀念。對于過年，我始終擁護，尤其是舊歷年，因為這使（我）回憶到童年時美麗有詩意的過年的生活。我現在正寫著《回憶》，我覺得回憶是粉紅色的網，從里面出來的東西，都帶著香氣。沒有回憶，人便不能活下去，對年的回憶尤其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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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民間的各種“不合作”，政府最后也沒轍了，只好允許保持舊歷中的歲時節令，并相應地將它換算成陽歷日期，也逐漸放松對農歷春節的禁令了。1931年2月16日是農歷新年，２月18日的《申報》上記載：租界內在舊歷新年依舊“爆竹連宵，鑼鼓齊天，聲震街市，倍形熱鬧”。２月22日又報道：華界“城隍廟大殿上燒剩的蠟燭頭，可以堆一座小山”。最終，農歷春節禁令形同虛設，春節又回到了廣大中國人民的身邊。

回歸傳統

　　一番折騰下來終于有了平衡，大家都習慣了過兩個年的二元設定。1934年，政府要求“對于舊歷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于干涉”。雖然并沒有取消廢除春節的政策，但執行上不像1930年那樣嚴格了。這一年，魯迅先生在上海度過、農歷新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舉國取得共識：農歷春節是增強家庭、社會和國家凝聚力的傳統節日。此后，封殺農歷春節的歷史告一段落。在敵后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春節娛樂在鄉村的作用。每至春節，黨的各級組織都以春節娛樂作為當前“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務”，舉行百姓喜聞樂見的慶祝活動。

　　1949年9月27日，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正式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年采用公元紀年法》確定，為了區別農歷和陽歷兩個新年，把農歷正月初一改稱為“春節”。農歷春節再次被作為節日確立下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廢除農歷春節的禁令最終無疾而終。如今，我們舉國同慶中國年，正是尊重傳統習俗，凝聚深厚的民族記憶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