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第一件民主人士提案誕生記

　　1.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接見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劉靖基（右一）等代表人士

　　70年前，大批民主人士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由滬北上參加籌備新政協，上海市各界代表會議掀開申城政協歷史第一頁，松江縣（今松江區）拉開全國基層政治協商序幕，從而使這座勇于創新的城市在人民政協發展進程中留下閃光足跡。目前所見的新上海第一件民主人士提案，更是對此作了生動詮釋。

　　陳毅：“我們是共同會師”

　　由于受歷史條件限制，早期的提案均未正式進行統一編號。在上海市檔案館，我從卷帙浩繁的檔案中找到相關卷宗，翻過一頁又一頁，基本都是會議籌備、日程安排、情況匯報、意見反饋、領導講話等資料，文件有的手寫、有的打印，紙張的質量、寬窄不一致，排列次序也不太規則，散發著特定的時代氣息。查至卷宗結尾部分，終于出現提案，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上海市各界代表會議提案·關于生產問題之一》，封面標著“上海市人民政府印”，日期為“一九四九年八月”，其建議內容屬解放初期的“當務之急”，主要提案人劉靖基（后曾任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是民族工商業者的杰出代表。端詳著這件新上海最早的“一號提案”，立刻感受到一種歷史厚重感……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戰役開始。總前委設于江蘇丹陽，在5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專門召開各部委180名干部參加的接管上海會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向大家強調：“我們野戰軍的野到了城里可不能野，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準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最好的‘見面禮’！”陳毅還叮囑大家：“上海各階層民主人士正歡迎我們去上海，我們也要歡迎他們幫助我們搞好接管上海的工作，有了他們的配合幫助，加上我們自己的努力，上海接管工作才能搞得好！”經充分準備，解放軍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和群眾配合下，不用重武器，先外圍后市區，先蘇州河南后蘇州河北，歷時16天，殲敵15.3萬人，打贏這場特殊的城市攻堅戰，勝利實現了消滅敵人、保存城市、解放上海的目標。

　　申城解放后，面臨的形勢仍極為嚴峻，國民黨軍隊潰退前進行大肆掠奪和破壞，使經濟陷于癱瘓，社會秩序混亂，市場價格波動。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陳毅擔任市長，隨即把肅清殘敵、保護人民民主自由、完成接收和恢復生產作為三大任務。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祥地，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解放初期，申城匯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人物、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以及文化、教育、醫衛、科技界知名人士，他們中的許多人與黨組織早就有交往和合作，這為開展愛國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工作準備了良好條件。6月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成立，設于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11、12樓。陳毅兼任部長，他反復強調“統一戰線對全國人民有利，對社會主義有利，對勞動人民有利”。進城之初，他就撥冗拜訪宋慶齡、沈尹默、張瀾、張元濟、顏惠慶、任鴻雋等，又分別參加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總工會、婦聯、工商界和科技界的集會，廣泛與各界人士交談。

　　6月2日，陳毅在外灘中國銀行大樓（今中山東一路23號）邀請盛丕華、胡厥文、榮毅仁、劉靖基、蕢延芳等90多位本市工商界人士座談，第一句話就是“工商界的朋友們”，使大家倍感溫暖；接著，他又在講話中闡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并開誠布公地說，“黨保護民族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觀望，要大膽去開工生產”。陳毅的話讓大家消除疑慮。劉靖基很激動，即興發言表示要與政府合作；榮毅仁回到家后，向正焦急等待的各廠廠長大聲宣布：“明天開工，明天就開工！”

　　6月5日，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在八仙橋青年會大樓（今西藏南路123號）舉行會議，與162位本市文化界人士見面，他分析形勢，談上海解放的偉大意義，希望大家團結協作，共同建設新上海。周谷城聽后，興奮地站起來說：“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陳毅立即表示：“不要說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里面打出來，我們是共同會師！”

　　6月下旬至7月底，上海出現解放后第一次物價大波動。投機勢力囤積和搶購大米、棉布、煤炭(俗稱“二白一黑”)等生活必需品，掀起漲價風。市政府在中央支持下，從全國各地調運糧、棉、煤，對工人、公教人員、學生實行平價配售；同時，加強市場管理，嚴懲不法分子，很快平息風波。

　　陳毅持續開展大量統戰工作、全力關心群眾生活，調動了各界人士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積極性。于是，申城剛解放兩個多月，在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會議（后改稱上海市第一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簡稱市一屆一次各代會）于逸園飯店(今復興中路597號)順利召開，陳毅作《關于上海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六、七兩月的工作報告》，宣布接管任務勝利完成，市政府工作將轉入管理和局部改造的階段；會議號召全市人民團結起來，為粉碎敵人封鎖、建設新上海而奮斗。出席代表由市軍管會和市政府商定邀請，各界代表共656人，其中工人、工商界、文教界的代表比較多，分別為115人、145人、126人，占代表總數的58.8%。市各代會是傳達政策、聯系群眾的協議機關，也為上海政協工作之發端。在會上，劉靖基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帶頭遞交了提案。

劉靖基：“危機當前，不得不作迫切之建議”

　　解放初期，上海作為我國近代紡織工業發源地，民族資本紡織業擁有紗錠139萬枚，占全國總錠數的27%，占上海總錠數的60%，可謂舉足輕重。

　　劉靖基為了讓民營棉紡織業擺脫困境，盡快恢復生產經營，發起并聯絡同行開展調研，摸清問題，抓住癥結，探索辦法，很快形成了有分量的提案。

　　劉靖基領銜的《上海市各界代表會議提案·關于生產問題之一》，內含兩份提案：“提案（一）”聯名者有劉靖基、王子建、榮毅人（榮毅仁）、韓志明、郭棣活，“案由”是“為提議組織上海公營私營紗廠國棉聯合采購機構，以及時加緊收購原料，而維紡織生產”；“提案（二）”聯名者增加周志俊，“案由”是“為建議設置上海棉紡織業生產輔導委員會，以加強聯系，集中力量，克服當前困難”。兩者均標注“棉紡織業”，屬姐妹篇。

　　在提案人中，除了劉靖基，榮毅仁（后曾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國家副主席等職）也是民族工商業者的杰出代表。另外幾位聯名者，多為棉紡織業翹楚：韓志明，榮豐紗廠總經理；郭棣活，永安紡織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后曾任全國僑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周志俊，擁有信和紗廠等多家企業（后曾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提案（一）”開門見山地說：“上海各紗廠存棉均極稀薄，除公營中紡各廠外，各私營紗廠存棉平均不足三周之用”；對于如何解決，提出3個“辦法”：一是公營私營紗廠“共同組織采購國棉之聯合機構”，二是“聯合機構在主要棉產集散地如西安、鄭州、漢口、宜昌、沙市、濟南等處設立分支辦事處”，三是“由人民銀行，對收購資金，予以調度之便利”。“提案（二）”則直截了當地說：“本市棉紡業現已面臨減產停工之危機，公營私營各廠，情況均同。就原料言，尤其私營各廠，已趨枯竭，減工減產，已僅及平時生產力百分之五十。”同時，提出解決“辦法”：“由政府倡導，聯合公營私營紗廠，設置上海棉紡織業生產輔導委員會，經常研究有關棉紡織業各項問題，提供政府實施，督促同業推行，以解救困難，維護生產。”在“附錄”中，有一份題為《上海民營棉紡織工業當前之困難與解救建議》的調研報告，其中說明“危機當前，不得不作迫切之建議”，并呼吁“團結一致，以求克服當前困難”；還有《每萬錠紗廠開工日數多少影響成本比較表》和《一年來二十支棉紗折合食米表》兩份調查統計，列出確切數據。它們對存在問題的反映中肯，對解決方法的陳述細致。

　　因而，它們在市一屆一次各代會中引起熱烈反響，也受到紡織工業部華東紡織管理局重視。陳毅很關心棉紡織業的困難，他曾走訪劉靖基等，并指示銀行給予低息貸款；他還千方百計幫助郭棣活將永安紗廠擱置于香港地區和日本的一批棉花和許多紡機運回申城。由于劉靖基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助力，市政府更充滿信心地及時采取多種措施，幫助民族資本紡織企業克服原料匱乏、資金枯竭、銷售呆滯、開工不足、虧損嚴重等困難，通過緊急調配原料，組織收購成品，以及調整公私、勞資和產銷關系，使之逐步恢復元氣。到1950年12月，申城民族資本紡織企業棉紗月產量達1.15萬噸，為年初1月產量的208.9%，創造了抗戰勝利以來月產量的最高紀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生態的迅速改觀，使許多資本家消除顧慮，通過各種渠道從國外或港澳地區調回物資和資金。據統計，在這段時間里，上海有22家民族資本紡織企業共調回港幣148萬元、美金9萬元、英鎊3.8萬鎊、棉花近1100萬磅。

“松江經驗”引起重視

　　在市一屆一次各代會影響下，松江縣（今松江區）第一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于9月30日至10月4日舉行。經各界協商，產生286位代表出席會議。會議通過征糧、減租減息的決議，選舉了本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0月16日，新華社報道并發表社論《學習松江的榜樣，普遍召開市縣人民代表會議》。《解放日報》也發表社論《從松江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得到些什么經驗》，“松江經驗”引起重視。10月13日，毛澤東對松江縣創造性地召開全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請即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人民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

　　12月5日，市一屆二次各代會決定，成立市各代會協商委員會（簡稱市協商委員會），選舉產生王蕓生、包達三、沈體蘭、吳有訓、吳蘊初、周予同、金仲華、胡厥文、陳叔通、陳望道、陳毅、陳白塵、曾山、許滌新、盛丕華、張元濟、舒同、舒新城、趙祖康、趙樸初、榮毅仁、劉曉、劉靖基、劉長勝、劉鴻生、潘漢年、韓學章等52名委員。12月17日，市協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市政府大禮堂召開，副市長潘漢年主持會議；會議通過暫行組織規則，選舉陳毅為主席，劉長勝、胡厥文為副主席，還討論提案等工作。此后，陳毅堅持出席會議，同委員們一起協商多種事宜。與會的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覺得，每次聽了他的講話都很“解渴”，能解決一些思想認識問題。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從1950年6月起，市協商委員會代行全國政協地方組織職能。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華東軍政委員會批準，從1950年10月起，市各代會代行市人大職權。1955年5月12日，上海市政協成立。完全可以說，市各代會及協商委員會在政治協商方面所作的可貴探索和實踐，具有示范效應。在此氛圍中率先亮相的劉靖基領銜的提案，即使在今天也堪稱優秀提案，其調研深入，分析透徹，提出的解決困難“辦法”可行，所附調研報告和數據表格翔實，值得學術界研究。而“松江經驗”則是新中國基層政權建設、政治協商的一個先聲，迅速在全國各地得到普遍推廣，至1951年全國共2038個縣召開了各代會，占縣總數的98.5%。這折射出上海作為紅色文化源頭、海派文化搖籃、江南文化沃土，在解放初期政治協商起步很快，而且開展政協工作富于創新。

　　70年前，劉靖基領銜的聚焦“生產問題”的提案，如今不僅是珍貴檔案，也是當年申城由百廢待興到欣欣向榮的歷史見證。更重要的是，其引出的故事也昭示：黨的執政初心就是一切為民，黨最大的優勢就是密切聯系群眾，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