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到二環里

賀婧和老公宋佳益搬家搬得十分匆忙。

二人原先住在海淀魏公村父母的房子里，今年5月份臨時出了點狀況，得搬出來。滿打滿算，從找房子到搬家，也就只有半個月時間。

他們從沒在北京租過房子，于是手忙腳亂地開始找中介。他們的想法是，以自己的經濟實力，20年內要在二環內買房是無望了，而且幾年后還要住回海淀，不如趁這個機會，在北京城里住幾年，過過胡同兒的癮。所以他們劃定了幾個重點區域，都是胡同兒集中的地帶。

看了幾處房子，他們很快就發現，城里的房子最新也就到2000年。就胡同兒而言，有名的交道口一帶的樓，外面看上去是挺不錯，可進屋一看就覺得不行，布局很奇怪，不通透，挑高也低。后來他們總結，北京90年代商品房剛剛興起，在設計戶型時，通透性和采光這兩個重點往往被忽略。他們就想不如找更老一點的樓，比如80年代的紅磚樓，反而戶型方正。即便多數都是筒子樓沒有客廳的設計，但南北通透，不是落地窗，但勝在窗戶能占大半面墻，而且由于層高足夠，光線也非常充足。

最后在東四一帶找到一幢五層樓房。二人一進屋就相中了。東四一帶大都是平房，這棟樓是少數幾個還帶著院子的紅磚樓，而且他們驚喜地發現，這間5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室，兩個房間分別都帶了一個復古的格子窗，窗框刷成了清新的藍色，這個細節對刷著白墻毫無特色的簡單裝修而言，有點打動人。

看了三十來個房子，終于找到一個合心意的。他們趕緊跟房東溝通，對方報價8000元，而且態度很強硬，不講價，堅持一年一漲，賀婧說她真是很沮喪，又直覺房東還會回來找他們，“因為我們是第一個對他房子感興趣的人，所以他心態高高的，后來房東果然答應跟我們見一下”，最后價格談到7500元，正好在他們的預算內。

宋佳益是個畫家，租的畫室就在附近。賀婧原先是一本藝術雜志的主編，新近換了工作，不需要坐班。這個新家雖然是租的，不過50平方米，比他們自己原來的房子要小一些，但兩個人都很滿意。

他們受不了居住環境的單一性，喜歡熱鬧，把城市當作社區的一部分，別看他倆都不開車，但一往二環走，其實好多地兒騎自行車就能到，活動半徑反而大了。他們兩個在法國留過學，東四這一帶，法國人還特別多。搬去第一天晚上，去六條的云南館子吃飯，碰到宋佳益當年在巴黎美院的同學，有七八年沒見了，就在餐館門口生生偶遇了。

胡同兒里的社區

東四一帶的社區生態，跟一般居民小區不太一樣。比如他們所在這棟樓，底層住著一位什么都知道的大爺。剛搬去那幾天，他們騎車出門，大爺就在他們身邊兒轉，嘮叨，仔細一聽，他說的是“錢都買房了，就沒錢買車”。賀婧聽了就回一句嘴，“房不是買的，車，就更沒有了”。大爺得著這信息，覺得算是套到了話。再過幾天，他們出門騎個小黃車，大爺在一旁又來一句，“呵，連自己的車都不騎了”。賀婧聽了直想笑，又覺得這不是被監視了么？

大爺還串著打聽。比如宋佳益父母過來，他會問賀婧那是誰，等下回父母再來，大爺會反過來問關于賀婧的事兒。可等小兩口收拾完屋子，大爺又借了工具給他們往墻上釘釘子，這種鄰里關系似乎也沒什么壞處。有一天晚上11點了，兩個法國朋友要回國，臨走前去看賀婧夫婦。房子還沒收拾好，賀婧拉著他二人在樓下站著聊。大爺又出來轉一圈，見到她們站著聊，雖說著“party都開我門口來了”，卻主動借了桌子和凳子給她，幾個人還在那兒喝了點兒。

賀婧是青島人，父母一個是醫生一個是大學教授，典型的中產階層家庭長大的孩子。一開始住到胡同兒里，她不知道該怎么接大爺這種親親近近的家常話。宋佳益就好一點，雖然一開始覺得大爺戲有點多，可還是親切。他是北京人，從小在社會主義大院長大。那種封閉社區里，住戶跟看門看車的人關系都特別好，因為大家好幾代人都住在這里，大家互相之間其實沒有等級感，而是在內部家庭化了。反而現代社區里，保安就是保安，因為流動性大，很難真正建立什么感情，反而無形中有種等級感。

不過宋佳益說，他現在再回大院，也會有一種陌生感了：年輕人搬走了，房子空下來，就出租給外面人，人群混雜起來，社區內部家庭化的特征逐漸被時代消解了。

室內玄關一角（蔡小川攝）

在巴黎18平方米住了5年

賀婧跟宋佳益當年是清華美院的同學，一個是字體書籍系，一個是繪畫系。畢業后，宋佳益先去法國南特學語言，過了幾個月，之前他在國內給路易威登基金會送評的一幅畫拿了大獎，獎勵是可以選一所美術院校進修三個月以及獎學金若干。賀婧在清華美院讀完兩年研究生，也就跟去法國了。

他們在蓬皮杜藝術中心附近的瑪黑區（Le Marais）找到了一間18平方米的Studio(畫室)，這是法國年輕人典型的租住空間，一般就是二三十平方米的獨立公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法國的大學沒有圍起來的“校園”之說，學校多數只是相對集中地散布在城市里，因此“某個大學的宿舍”也往往不存在。市政府會建大學城，能夠為一部分學生提供住處，但總是因為相對便宜而競爭激烈，所以一般城市都會有房產公司專門開發出為學生準備的公寓。

賀婧二人找的這個地兒，倒是屬于私人業主，不過后來他們得知，房東是位上海老太太，在巴黎有90個大小完全一樣的Studio。

兩個人住18平方米顯然是有點擠，所以一開始兩人是抱著周轉租房的心態，沒想到一住竟然就是四五年。因為巴黎瑪黑區基本上就是前衛藝術家以及同性戀聚集地，“住在瑪黑有那種持續的豐富的視覺刺激，非常多元，永遠不會覺得無聊。家里雖然小，但整個街區就是生活的部分，我們最常干的事兒就是出去遛，而且瑪黑是遛不完的。半夜回家，街上都是些穿奇裝異服的人，但你反而覺得安全”。

而那棟樓里也是什么住客都有。賀婧有一天晚上因為樓上派對聲音太吵去敲過鄰居的門，開門一看，里面一幫人構成很有特點，都是“年輕男子和年長女人”，賀婧一看，只好拒絕了對方的邀請。

到了2010年，巴黎美院的中國學生人數大概達到了近20年的高峰值，包括宋佳益在內，一共有8個。大家經常在一起聊天，或者一起去看展覽，然后在一起討論。后來這種聚會越來越正式，他們干脆上警察局注冊了一個協會，十幾號人，以協會的名義每兩周舉辦一次沙龍。

說是沙龍，通常也很少會上誰家里去，因為誰家也沒那么大，所以一般他們就聚在巴黎美院的畫室里，認真定個主題，進行挺激烈的辯論。有一次，協會有個成員剛辦了自己的攝影展，大家就把他的作品作為那次沙龍的討論主題。攝影主題是“日常”，墻上掛了三四百幅照片，但成員們對“日常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而且每個人都說得特別直截了當，沒有國內討論藝術時那種委婉和遮掩。當時有一位國內高校的教授來旁聽，沙龍結束后，他第一反應是“如果你們在國內按這種力度批評，就太得罪人了”。

現在賀婧回頭再來看他們當年的沙龍，覺得挺好，“正好繼承了法國精神。大家達成一個共識，不針對人，也不針對你的所有作品，而只是對你展出的大家看到的作品進行審美批評，所以大家都特別理性。而且在那種學習的氛圍中，這種討論也的確會讓創作者反思”。

后來賀婧和宋佳益離開瑪黑，搬去了巴黎十四區。他們的居住氣氛為之一變，變得清靜、干凈，在那里生活的一年多，幾乎為他們回國奠定了一個情感基礎。

賀婧和宋佳益都是“丁丁迷”，收藏了不少手辦（蔡小川攝）

搬回國823公斤

“我們這回找房子的時候，也不想住特別大的，18平方米都住過那么多年，我們是不怕小的，怕的是不熱鬧。”實際上他們居住的家中，本身也顯得很熱鬧，沒有白墻，擺滿了書，幾乎復刻了夫婦二人從巴黎開始的生活氣質。

他們的朋友后來去到他們新搬的東四的家，笑他們說，這是剪切粘貼了一個家。因為無論是布局還是大小，幾乎都跟他們原來在海淀的家一模一樣。最大的特點是書多、畫冊多，實際上東四這套50平方米公寓的鋪陳能力有限，更多的畫冊都被收了起來。

他們家里的固定氣質也是靠這些書、畫以及大大小小的物件構建起來的。賀婧愛買書，宋佳益又畫畫，屋子里有在法國五六年兩人積攢下來的書和畫冊，以及宋佳益畫的畫。

往國內搬書，他們有一個朋友采用的是原始辦法：去郵局寄5公斤一箱的包裹，一個13.5歐元，每年寄回十幾箱。賀婧他們有一年也試了，發現寄十箱回國，書架也就能空出兩層。如果沒有保險，丟了就丟了。而且這是海運，解決不了之后油畫的運輸問題。

后來他們找了一家快遞公司，往國內寄打包好的第一批東西，有整整823公斤，這幾乎是該公司接過的個人運輸的最高紀錄。運氣好的地方在于，快遞公司的白先生正好是他們在瑪黑租的房子的上一個住戶。賀婧在“戰法”（論壇）上找到手機號打過去的時候，發現自己手機里原來存過他的號碼。這位白先生派上了用場，因為他最后帶著賀婧夫婦去了機場倉庫。“我就親眼看著他們打包封箱。其中327公斤是畫兒，事先已經卷在卷軸上，卷軸里頭塞上PVC管，這樣不至于因為卷軸中空壓壞，又用紙箱子自制了三角箱子，這算是多加一層保護，再親眼看著他們運輸公司往箱子外纏黑色膠帶，這才算稍微安心點。”

這段細節聽下來就是一份鮮活的“私人運畫攻略”。這些畫如今都存在宋佳益也在東四的畫室內，離他們現在住的地方騎車也就三五分鐘。宋佳益回國后租畫室、選地方時，也更傾向于這里人文環境的豐富性，而不是像黑橋、望京一帶，大廠房式的畫室雖然大，但周圍是荒郊野地的枯燥。

“可能是去了法國以后，就對這種生活有了更深的認識。我們都喜歡多元化的人文環境，生活多樣化，會給我安全感。”

責任編輯：任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