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拋夫棄子”，苦守敦煌50余年，這個“不近人情”的老太太才是真硬核

 

“如果我死時讓我留一句話，我就留這句：我為敦煌盡力了。”

 她是出身優渥的上海嬌小姐，也是才華橫溢的北大高材生。她的人生本可以有無數條路，但她偏偏選擇了最艱難的一條：奉獻半個多世紀的光陰，守護著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

她就是樊錦詩。

9月17日，81歲的樊錦詩被正式授予“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成為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先進代表。

季羨林曾評價她“功德無量”，人們稱她是“敦煌的女兒”。她卻說，其實我也曾想過離開。

然而，在每一個關鍵的人生十字路口，她最終都選擇了堅守。

她說：“我給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嬌小姐“偶遇”敦煌

1962年，正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求學的樊錦詩做了一個決定：她要報名到敦煌研究院實習。

在外人眼中，做出這個決定的她相當有奉獻精神，但樊錦詩坦言，她選擇去敦煌其實“目的不純”。在物資匱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這個機會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到敦煌后，樊錦詩被徹底震撼了。

精美絕倫的敦煌壁畫，被稱為“東方維納斯”的雕塑，數百個洞窟幾乎囊括了中國從前秦到元代1000多年里所有的雕塑和繪畫藝術……

 

敦煌洞窟

然而，比洞窟更讓樊錦詩“震撼”的是當地的生活條件：住土房、吃雜糧，沒有水、不通電，天花板上還時不時會掉下來一只老鼠，衛生設施就更別提了。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廁所，剛出門就看到兩只綠綠的大眼睛正瞪著她。她被這只“狼”嚇得不輕，趕緊關上房門，瞪著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一早才敢出門解手。再一看，原來那不是狼，而是頭驢。

不僅生活條件艱苦以外，工作環境也讓她頭疼。

每天進洞窟里去做研究時，她都要攀爬掛在懸崖峭壁上的蜈蚣梯，那一根繩子直上直下地在懸崖上吊著，沿繩一左一右插著腳蹬子，每次爬，她都心驚膽戰。后來，她干脆改了早起喝水的習慣，這樣整個上午都不用上廁所，每天就能少爬幾次。

 

1962年，樊錦詩（左一）在敦煌實習。

這樣的日子，對當時還是個嬌小姐的樊錦詩來說，實在是太難了。

她生于北平、生活成長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條件優越。

20歲考入北大時，一直由保姆照顧起居的她還鬧了好幾次笑話：洗的衣服忘了收，幾天之后不翼而飛；過了不久，竟然連被子也找不到了——生活用品被她七七八八丟了個差不多。父親給她寫信：再丟就該把你自己給丟了吧。

可想而知，如此嬌生慣養長大的樊錦詩有多難適應敦煌的艱苦生活。幾個月下來便搞得水土不服、營養不良，她只得提前結束實習。

多年后接受采訪時，她直言：“（那時）離開了就沒想再回去，這是真話。不能說我們大家都說那個，我就說那個。”

 

可世事弄人，到畢業分配時，敦煌研究院來北京大學要人，當年和樊錦詩同一批的四個實習生都要。

樊錦詩的父親知道后，立馬就寫了一封長長的請求信讓女兒帶給學校和院里的領導，他實在舍不得女兒去那么遠的地方受苦，希望可以重新分配。

但最終，這封信被樊錦詩留了下來。她說：“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9月，樊錦詩再一次來到敦煌研究院，這一待便是半個多世紀。

不稱職的妻子和母親

其實一開始，樊錦詩并沒想過自己會在敦煌扎根。

她的結婚對象彭金章畢業后被分配到武漢大學，她還信誓旦旦地和對方約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畫、雕塑看個遍，就申請調去武漢，兩人成家。

可天不遂人愿，三年期滿又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雖然樊錦詩一時半會調不回武漢，但兩人還是在1967年結婚了。自此，他們夫妻倆也開啟了19年天各一方的生活。

 

樊錦詩（左）和彭金章結婚時的照片。

結婚第二年，兩人迎來了第一個孩子。生產之前，樊錦詩還在地里參加勞動摘棉花。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她就在生著煤爐、布滿煙塵的簡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兒子。

等彭金章接到兒子出生的電報，挑著小孩衣服、雞蛋等物資緊趕慢趕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他一看，孩子就被包在妻子的破棉襖里，連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沒有。

彭金章一拖再拖，仍沒等到孩子滿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漢，沒過多久，樊錦詩也上班了。孩子沒人帶，只好鎖在宿舍，樊錦詩只能趁吃飯間隙回去喂點吃的。

她好幾次跨進屋門，孩子都已從床上摔下來，屎尿、鼻涕、眼淚弄得滿身都是，小手小腳冰涼，嗓子也哭啞了。情急之下，她就用繩子把孩子拴在床上。可每次下班回來，聽不到孩子的哭聲，她的心也會揪起來：“孩子會不會被繩子勒著了？”

最后，無計可施的樊錦詩只得將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撫養。

1973年，夫妻倆又有了二兒子。孩子的姑姑把老大送到武漢，把老二換到河北，彭金章成了邊工作邊帶娃的“超級奶爸”。

等二兒子5歲時，想念孩子的樊錦詩把孩子帶回了敦煌。可兩年后，二兒子到了入學年齡，又被她送到了上海，誰成想，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

好不容易找回兒子，彭金章決定把二兒子也接到自己身邊，獨自承擔起照顧兩個兒子的責任。

正是因此，每每提到孩子，樊錦詩都心頭一酸：“我至今對這個家懷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對孩子。”

 

彭金章的兩個兒子

其實，樊錦詩也曾努力爭取調到武漢大學工作，但一直未果。然而等到1986年領導終于點頭了，她卻猶豫了。

不知不覺間，敦煌早已成為她生命中難以割舍的存在。她任性地對丈夫說，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來吧！

彭金章只回復了她一句話：“看來我得過去跟你膩在敦煌了。”

作為武漢大學考古專業的創辦者，那個時候的彭金章已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為了一家團聚，彭金章最終妥協了。

他放棄了自己在武漢大學的一切，卻笑著說：“人們說你是敦煌的女兒，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了。”

 

可以說，正是有了丈夫的“縱容”，才有了現如今的樊錦詩。

“如果愛人不支持，我早就離開了，我還沒有偉大到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當時他說：你不來武漢我們就掰了，那我肯定跟著他去武漢。但是，他沒有這么說，我就變得越來越‘放肆’了”。

這樣的男人，用樊錦詩的話來說，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

“不近人情”的樊院長

別看談及丈夫和孩子時，樊錦詩柔情似水，但一說到工作，她的“嚴厲”和“不近人情”那都是出了名的。

回憶起給樊錦詩當秘書的那段時光，魏丹直言“太可怕了”。樊錦詩的工作節奏很快，一旦跟不上就會挨“罵”。魏丹說，自己剛來第一年時，“常被‘罵’哭”。

而比“嚴厲”更出名的，是樊錦詩的“摳門”。

2014年春節，樊錦詩家用了30 多年的那臺日立牌電視機終于被換掉了。彭金章說，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兒子堅持的結果。現在樊錦詩家里的沙發是20世紀80年代的，雙人床還是她單身時的床加個凳子拼的。

不僅私事上“摳”，公事上更“摳”。

她盡可能地一個人出差，不讓秘書陪同，省錢！

只要去北京出差，她總是住在景山公園后的一個地下室招待所，省錢！

后來，連那里的服務員都認識了她，稱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級別最高的名人”。

出差寧愿少吃兩口，也絕不多點一道菜，省錢！

同事吐槽說，自己和她一起共餐就沒有一次吃飽過……

 

為了給單位省錢如此“摳門”，可真有錢賺的時候，她又不賺。

1998年，樊錦詩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剛上任，就迎來了一個賺錢的“好機會”—— 隨著莫高窟的知名度越來越高，當地政府提出讓莫高窟上市，進行商業開發。

樊錦詩當即站出來表示反對：一旦上市，莫高窟就變成了一個搖錢樹，必定人滿為患，追求利潤最大化，便不會去考慮將來的事，也不會考慮是否有利于壁畫雕塑的保護……

那段時間，樊錦詩帶著研究院里的人，北京蘭州兩頭跑，在她的努力下，一場將敦煌捆綁上市的風波終于平息了。

不僅反對上市，她還在各大景點中對莫高窟率先實現限流。

有人說她傻，有錢不賺。但樊錦詩才不管那么多，她只想要守護敦煌，保護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傳下去，甚至放話說，“如果莫高窟被破壞了，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

 

作為樊院長，她是能省的錢絕不多花一毛，不該賺的錢絕不多賺一分，而該花錢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筆。

2003年，65歲的她首先提出了“數字敦煌”——要用數字技術，讓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讓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得以永存。

顯而易見，這樣的前端高科技運用的背后將是大筆投入的資金，反對聲不絕于耳，但她從未猶豫。

10年的探索與堅持，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終于竣工。

2016年，“數字敦煌”資源庫正式上線，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過網絡免費欣賞30個洞窟、10個朝代的高清圖像和全景漫游。這一年，樊錦詩已經78歲高齡。

 

她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讓敦煌的藝術瑰寶能保存得久一點、更久一點，也讓每個人都能離敦煌近一點、更近一點……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墻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她被寫在了紙上，畫在了墻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愿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她永不磨滅。

從青春少女到滿頭華發，樊錦詩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卻用半個多世紀的守望告訴世人，她無愧于敦煌。

她說：“如果我死時讓我留一句話，我就留這句：我為敦煌盡力了。”